西方人接触近代小说，大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如果从1929年英国著名汉学家亚瑟 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翻译的《老残游记》片断《歌女》（小说第二回黑妞白妞说书）开始，到20世纪末，《老残游记》已有全译本、节译本、选译本数十种在世界传播。除《老残游记》外，苏曼殊的小说在国外也颇受欢迎。他的代表作《断鸿零雁记》很受世界文坛的关注。据长期研究苏曼殊的专家、美籍华人学者柳无忌介绍，一个世纪以来，至少有五种文字的译本流播国外。1924年梁社干和英国汉学家亨利 麦克阿里弗分别将它译为英文，1938年又有日本饭土冢朗的日译本，1947年又有安娜 冯 罗陶斯歇尔的德译本，另外还有法译本和俄译本。他的另外两种小说《绛纱记》和《焚剑记》也由饭土冢朗译成日文。由于曼殊身世的关系，日本人特别喜欢其小说和诗歌。日本几位著名的作家和学者，如佐藤春夫（1892 1964）、池田孝、增田涉、米泽秀夫、饭土冢朗、藤井省三等人都写过有关苏曼殊的研究论着。
曾朴的名著《孽海花》也有多种译本，除唐纳德 S 威利斯的节译本（小说24至26回）不计外，至少有三种重要的全译本：一是1960年苏联著名汉学家谢马诺夫翻译的全译本；二是1983年法国伊莎贝勒 毕戎的全译本；三是松枝茂夫的译本收入《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东京平凡社1963年）。其研究论着，主要有谢马诺夫的《曾朴作品的创作方法和艺术结构》（1970），彼得李（中文名李培德）的专着《曾朴》（波士顿特怀恩出版社出版），日本麦生（森川）登美江写有研究曾朴与孽海花的论文十多篇。有代表性的是《关于〈孽海花〉的创作思想k k 20回本及30回本的比较》，刊《中国文学论集》2集（1971 5）；《孽海花的文体k k美的追求》，刊《中国文学论集》4集（1974 5）。德国的布兰卡 施奈德曾以《论曾朴的〈孽海花〉及中国晚清小说》的论文在列宁格勒大学留学期间获副博士学位。
吴趼人的小说也颇为西方人所关注，他的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有法译本，由法亚尔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英文节译本，由刘师舜译出，香港中文大学1975年出版。刘精通英语，所译《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译文流畅，虽为节译本，但基本上反映了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较准确地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了吴趼人的这部代表作。日译本出现最早，由小林嘉翻译，这个本子只是节译本，并改名《支那浮世物语》，1926年丸内书院店印行。
此外，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也颇为西方人所喜爱，先有库恩的德文节译本。虽为节译本，在西方影响很大，法国的欧仁 贝斯托的法译本《儿女英雄传》就是据库恩的节译本转译的，题名《黑暗中的豪杰》（1956）。另有日人猪俣庄八（1912－）的译本（1946）和大田辰夫的译本（1969）。
近代小说在亚洲各国也有翻译，除上面介绍的日文译本外，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越南与中国关系密切，汉语作为书面语言，也曾沿用了很多世纪。两国在文化上有很深的渊源。19世纪中后期越南推行拉丁化越南语后，为了阅读的需要，更掀起了一个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热潮。据我所见到的中译越通俗小说书目记载，越南开始翻译的近代小说是武侠小说，因为伴随着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越南城市人口的增加，1925年前后越南大量翻译中国的武侠小说，属于近代小说的有《七侠五义》（即《三侠五义》俞樾的修定本，广元译，河内出版，1934 1935）、《小五义》（范文雕译，西贡出版，1930）、《续小五义》（范文雕译，西贡，1931）、《七剑十三侠》（阮文药，西贡，1924）、《续七剑十三侠》（李玉兴译，河内，1928 1929）等，有的小说还有多种译本，如《七剑十三侠》有五种译本，《七侠五义》有两种译本，此外，译成越南文的还有《荡寇志》（尤中和、阮克幸译，河内，1935）、《新三国志》（阮政瑟译，西贡，1910）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20世纪初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也传入越南，这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后都市经济、市民文化的发展，以及城市人口的增长有关。据有关材料显示，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徐忱亚的《玉梨魂》（吴文篆译）、《雪鸿泪史》（阮光创译），上世纪30年代就已译成越南文，均在河内出版。另一部小说《余之妾》（阮南通译，河内，1939），我怀疑就是徐枕亚的小说《余之妻》。《余之妻》，30章，属长篇哀情小说，最早的中文单行本是1917年2月1日小说丛报印行的本子。如果我的猜测不错的话，仅徐忱亚的小说就有三种译本。另外，属于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尚有息观的长篇侠情小说《鸳鸯剑》（青庭、俊琅译，河内，1937），双园的哀情小说《合浦珠》（从侬武敬译，河内，1929）等。
在印度尼西亚，一些侨生华人，在用马来文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翻译的同时，也译过几部中国近代小说。早在1915年，李云英（他是华侨，是马来语及华人马来文字创始人之一的李福全的儿子）便翻译了《荡寇志》，由《新报》（马来文报）社出版。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也在这时译出。与此同时，近代的侠义公案小说也相继翻译出版，1915 1916年，李新若译出了石玉的《三侠五义》，连载于《苏门答腊报》，20年代又有王金铁和黄金长的译本，开始分别连载于《新报》和《镜报》，后者有单行本印行。1921年，钱仁贵翻译的《彭公案》，分15册陆续出版。此外，还有一部品红女士着的《小红儿》，原着1907年9月由上海小说林社出版，1909年钱仁贵译成马来文，这是一部武侠小说。尤值得注意的，黄世仲的革命历史小说《洪秀全演义》也由王金铁译出，于1917 1921年，分19册陆续出版，这是一部带有强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色彩的小说。冯自由说：《洪秀全演义》“出版后风行海内外，南洋、美洲各地华侨几于家喻户晓”，不仅中文本在各地华侨间流播，而且还有马来文本。
印尼翻译中国小说的特点主要有三点：一是翻译主体大多是当地出生的华人，译入语多是马来语。二是翻译方式，20世纪初期，他们的翻译有的也采用林译式，即由懂中文的人口述，再由不懂中文而懂马来语的人笔录。第三，译者尽力使译文接近于原文，但又考虑到适合当地读者的欣赏习惯。
由如上叙述可以看出，20世纪中国近代小说的流播，已日渐扩大，从侠义公案小说、刘鹗等近代四大小说家的代表作，到黄世仲（小配）的革命历史小说，再到苏曼殊等人的爱情小说，都有了外文译本，这说明近代小说已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遗产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