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中习俗，每当新年之际，皇帝总要在内廷御笔书写若干“福”字。所写出的第一个“福”字，一般是悬挂在干清宫正殿，另有一些张贴于宫苑各处，更多的则是颁赐在京九卿朝臣和地方封疆大吏，以此联络君臣感情。
追溯起来，清代皇帝御赐“福”字，应该说是从康熙开始的。后世皇帝纷纷效仿，敬循家法，岁岁遵行。皇家认为，十二月是进入年终的月份，在这岁末时节，人们祈望吉祥，驱避邪魔，以图本年得到一个圆满的终结，并满怀欣喜地恭候迎接新的一年。因此，雍正说：“年来冬月封印以后，政务略有余闲，朕手书‘福’字，赐内外大臣。”
雍正及其后各位清帝每年御书第一份“福”宇，必敬用康熙珍用的那只笔，这只毛笔笔管髹漆，色黝，字填以金，上镌“赐福苍生”正楷四字，被认为是“吉祥法物”宜于赐福。御书“福”字用的纸笺，多是丝绢制做，以丹砂为底色，上绘金云龙纹。
向京城内的王公大臣赏赐“福”字，一般是在十二月二十日之后。御赐“福”字的仪式，在干清宫或重华宫举行。届时，受赐官员依次跪于案前，仰瞻天子御书“福”字，叩首谢恩。接着，两名太监面对面地恭持“福”字笺慢步而出，受赐者再在“福”字下面叩谢，寓意满身都是“福”，礼毕，再恭捧“福”字退下。大致说来，在京朝臣每年大约有10人左右受赐“福”字。各省将军、总督、巡抚等大员接受御赐“福”字，多由受赐官员的家人或属官，在赴京呈递奏折时顺便领回。如雍正元年(1723)腊月间，河南巡抚石文焯派家人进京递送折子，“仰蒙圣主赏赐御书‘福’字朱笺一方”，于年前带回衙署。雍正二年(1724)正月十五那天，湖广总督杨宗仁的进折家人“敬捧皇上钦赐‘福’字回楚”，为这位总督大人元
宵节带来了最佳礼物。作为封疆大吏，凡有钦赐“福”字，均“率文武各官，出郊跪迎，至署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然后，再专门写一道奏折谢恩，对皇上的“隆恩”和“垂念”感激一番。清帝每年向外省官员赏赐“福”字有多少？笔者统计了雍正二年(1724)春节前后赐“福”档案，共有14份。
天子赐“福”，百官自当引为殊荣，无不视为至宝，精心保管。雍正元年(1723)腊月，河南巡抚石文焯收到恩赏“福”字，“敬谨装潢，高悬正中，朝夕瞻仰，如觐天颜。”并表示要“传之子子孙孙，奉为世宝。”雍正四年(1726)正月.山东巡抚陈世倌捧到御赐“福”字，“敬选良工，钩摹制匾”，敬悬于衙署中堂。
个别宠臣还有幸连年得到皇上的“福”字。两广总督孔毓王旬是孔子的后裔，他于雍正四年(1726)正月二十日捧到一幅御书“福”字，在谢恩折上他写道：“臣开卷跪阅，笔力坚劲，较上年所赐‘福’字尤见精彩。”又说，“皇上颁赐‘福’宇，不特臣一身一家受福，即两省文武兵民无不共蒙圣上之福庇。”雍正批复：“此一字，原与诸臣天下臣民共之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朝在任31年的尚书王际华，曾有幸得到皇上赏赐“福”字24张，他不但装裱悬挂在堂屋内，而且还自诩此屋为“二十四福堂”，其光宗耀祖自不待言了。
皇上在向臣工恩赐御书“福”字的同时，有时也顺便赏发一些其它物品。以雍正朝为例，雍正二年(1724)大年初一，管理黄河河道的河南副总河嵇曾筠在中牟工所接到皇上新年赐品，除一幅御书“福”字外，还有克食、全羊等物。雍正四年(1726)正月十四日，署浙江巡抚傅敏收到御书“福”字一幅，另有汤羊一只。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二十二日，河南总督田文镜收到御书金龙朱笺大“福”字一幅，此外还有大小荷包3个，紫毫貂皮20张，朝衣、蟒袍各1件，以及广橙、哈密瓜等大批物品。
除“福”字外，清朝皇帝还常常写些其它贺年吉言赐给臣工。雍正九年(1731)二月初四日，福建总督刘世明收到一幅御笔大字：“新年大禧”。嘉庆时曾写“寿”字赏给年迈近臣。道光赏赐“龙”字也是常事。
从现存雍正朝档案看，几乎每年春节前后臣工奏谢恩赐“福”字的奏折都是接连不断，说明雍正是年年赐“福”的。
干清宫家宴
清帝及其爱新觉罗家族在节庆之日于干清宫举行的阖家盛宴。清制，凡遇皇帝万寿、元旦、除夕及诸令节，帝、后、妃、皇子、皇孙以及王公们阖家在干清宫举行盛宴。如：除夕宴每年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即在干清宫丹陛上左右安设两座万寿天灯，丹陛下安设两座天灯。自此日起，每天晚上点灯。其万寿灯自树杆之后，左右各悬万寿宝联16幅。每幅两面都绣金字联句。至除夕，于皇帝升保和殿筵宴时，总管内务府大臣率员役由干清门进，换联安灯，并安设两廊暨甬道石栏上灯。上灯时于丹陛上排立行礼。奏乐“火树星桥之章”。除夕宴由皇后等陪宴。元旦宴由王子、阿哥陪宴。先期由宫殿监奏闻，得到皇帝批示后，交所司准备。宴会之期，于干清宫檐设中和韶乐下，于干清门内设丹陛大乐，于交泰殿檐下设中和韶乐，于干清宫后檐下设丹陛大乐。承应宴戏人等集于宫内听候传谕。尚膳备馔，尚茶备茶，宫殿监率所司设宴桌于宝座前，设皇后宝座筵席于御座东，西南向稍后。左右设皇贵妃、贵妃、妃、嫔筵席，东西向，俱北上。是日，宫殿监将皇后仪仗由干清门两旁门，引至交泰殿左右陈设。引王妃、公主、格格、命妇由苍震门入，在交泰殿外丹陛下排立。宫殿监奏请皇后率皇贵妃、贵妃、妃、嫔等位具礼服，会集干清宫东西暖阁，候皇上还宫时起祝。乃奏请皇帝入宴，中和韶乐作。乐止，皇后以下各于位次行一拜礼，丹陛大乐作。礼毕，乐止。皇后以下各入座进馔。丹陛清乐作，乐止，承应宴戏。进果，檐下清乐作，乐止；进酒，丹陛清乐作，奏《玉殿云开之章》。皇帝进酒时，皇后以下各出座，跪，行一拜礼。乐止，仍各入座。承应宴戏毕，皇后以下出座谢宴，行二肃一跪一拜礼，丹陛大乐作，礼毕，乐止。宫殿监奏“宴毕”，皇帝起座还便殿，中和韶乐作。乐止，宫殿监奏请皇后以下各还本宫。再，每逢万寿圣节时，内务府都进食物九龙盒。“九龙盒”又称“九九盒”，即九九八十一盒食品。有万字饼、寿字酥、福字饼、禄字酥、吉祥饼、如意酥、福寿饼、鹤年酥、长春饼、百花酥、三桃饼、松仁酥、七星饼、花桃酥、松寿饼、苹果、百合、鸭梨、广橙、蜜饯桃脯、蜜饯杏脯、蜜饯果脯、蜜饯杂脯、熏猪、熏鸡、熏鸭、熏肉，计27种，每种3盒，共81盒。九九盒的喻意在于九字是数目字当中最大的，古人云：“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臣仆们以最大的数字向皇帝进呈食品，以表示祈祝皇帝万寿无疆，永久统治。此外，每年中秋节家宴时，内务府备用瓜饼。从上述家宴情况看。家宴环境虽然也表现出封建礼仪制度，但总体上与国宴比较，则表现得较为随便。康熙帝曾于干清宫行宴作诗描述了皇帝与后妃们一起在佳节之时，欢聚一堂，喜庆节日的情景，并写出宴饮时，气氛和谐，情绪热烈的心情。诗中写到；“今夕丹帷宴，联翩集懿亲。传柑宜令节，行苇乐芳春。香泛红螺重，光摇绦蜡新。不须歌湛露，明月足留人。”清代养生学家张英在总结养生之道对饮食环境的要求时写到：“冬则温密之室，焚名香，燃兽炭；春则柳堂花榭；夏则临水、临竹，或荫乔林之阴，或坐片石之上；秋则暗窗高阁；皆所顺四时之序，又必远尘埃，避风日，帘幕当施，则围坐斗室；轩窗当启，则远见林壑，斯餐香饮翠，可以助五藜藿鸡黍之趣。故曰：食岂易言哉！”可见养生学家追求天工美景的宴饮环境，更富有诗情画意，力求自然美与宴饮活动的和谐。
太和殿国宴
清代，国家于庆典之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宴会，即于太和殿举行。清制，每年于元旦日，都要在太和殿举行盛大的国宴，招待各少数民族王公及外国使节，以庆贺新年的开始。太和殿正中悬挂有御题匾额“建极绥猷”，两边对联是“帝命式于九围，兹惟艰哉，奈何弗敬；天心佑夫一德，永言保之，求厥宁。”这种宴会是出于政治及礼仪的需要。出于礼节，皇帝一般亲临宴会却不进食。大宴于午正时举行，而皇帝正餐用于辰刻、晚膳于未时。太和殿筵宴的布置有一定规定。按照规制，宴会之日五鼓，銮仪便率官校至殿前，于丹墀内设皇帝的法驾卤簿。两翼卤簿之外，各设八个蓝布幕棚，棚下设三品以下文武官员的宴桌，外国使臣的宴桌在西班之末。乐部率和声署于太和门内檐下，东西两侧设丹陛大乐，仪制司郎中奉在京王公百官贺表入殿内陈左楹表案，内阁中书奉笔砚陈右楹案上。光禄寺于殿内宝座前设皇帝御宴桌张，殿内再设前引大臣、后扈大臣、豹尾班侍卫、起居注官、内外王公、额驸以及文武大臣和蒙古台吉及各民族的伯克等人的宴桌共105张。其次，太和殿前檐下的东西两侧，陈设中和韶乐和理藩院尚书、侍郎及都察院左都御史等人的宴桌。太和殿前丹陛上的御道正中，南向张一黄幕，内设反坫，反坫内预备大铜火盆两个，上放大铁锅两口，一口准备盛肉，另一口装水备温酒。丹陛上设宴桌43张，在这里入宴的是二品以上的世爵、侍卫大臣、内务府大臣及喜起舞、庆隆舞的大臣等。干清门外由领侍卫内大臣两人率领豹尾班执枪，侍卫、佩刀侍卫各10人立于门外。礼部堂官两人立于干清门阶下，前引大臣10人立于太和殿后阶下等候。太和殿大宴原设宴桌210席，用羊百只、酒百瓶。乾隆四十五年(1780)规定，减去19席，并减去羊18只、酒18瓶。嘉庆、道光以后又有所增减，筵宴中皇帝所用御桌由内务府恭备，其它宴桌由大臣们按规定恭进，如若不敷，再由光禄寺负责增备。按规定。亲王每人进8桌(其中大席1桌：银盘碗45件、盛羊肉大银方1件。盛盐银碟1件；随席7桌：每桌铜盘碗45件、大铜方1件、小钢碟1件)羊3只，酒3瓶(每瓶10斤)；郡王每位进5桌。其中大席1桌，随席4桌，每桌等级均与亲王同，羊、酒数也同亲王；贝勒每位进3桌，羊2只，酒2瓶；贝子每人进2桌，羊、酒数同贝勒；入八分公每人进1桌，羊1只，酒1瓶，贝勒以下进宴席的器物，均与亲王、郡王随席同。所进器物都用红布遮盖；羊都是蒙古大羊。宴会之前，先行文宗人府，报明大臣名衔、应进桌张以及羊、酒数目，宗人府汇总送礼部查核后，奏明皇帝阅览。太和殿国宴的环境，目的强调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其宴间的各种制度，处处显示等级差别，宴会气氛体现出国家繁荣昌盛的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