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全国饿死了多少人？我没有看到过精确的统计数字，只看到几个推算的数字，有说三千万的，有说四千万的（我的有关文章引用过这个数字），各有各的推算根据。如果不说全国，只说某一个地区，号称天府之国历来富裕的四川省（那时还包括重庆），却有颇为精确的数字。即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减少1000万。
这个数字是伯康在回忆录中提供的。他说明了这个数字的文件根据：1957年的《户籍年报》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万，而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有关附件中，所列（1960年底全省人口总数是6236万，相差正好约1000万。统计数字中一条人命只不过是个1，这是太高的抽象，回忆录中还提供了很多具体的例证。如雅安地区荣经县县委书记说的：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一个村子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尸的人也没有了，只得找另一个村的人来埋，这些人挨着饿挖坑，是重劳动，也死在坑边了，只好再找其他的村来人埋这些埋人的人。这是一页怎样腥风血雨令人战栗的历史啊！
问题的严重还不只是饿死了这样多的人，而在于当时四川省委的个别领导人封锁饿死人的消息，继续调运粮食“支援兄弟省市”，以致到了1961年、1962年还在饿死人。“大跃进”不是四川一省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正如中共中央第二个《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的，是“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指标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在这一场遍及全国的巨大灾难中，四川（还有河南等省）是全国最突出的重灾区。其所以如此，就不能不谈到当时四川省委和中央西南局的那个主要负责同志了。1958年、1959年那两年参加中央的会议，我是有亲身感受的。“抬轿子”抬得最起劲的，是长江上中下游三个人，尤其是上游的这位，跟得最紧，对推行极左政策措施特别起劲，特别卖力，对于农业的破坏也就特别严重，实际造成农业的减产。在农业大放“高产卫星”，虚报产量的时候，他也不怕把牛皮吹得大。1959年4月上海会议时，田家英在四川农村作了调查，就同我谈过他在乡下挨饿的情况。可是，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就批评他，不同意他的调查。后来更是硬充好汉，根据虚报的增产数从四川调出粮食，使广大农民失去赖以维持生命的口粮。这就是当时四川饿死上千万人的直接原因。出了这样大的可怕问题之后，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的对策仍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的表现。一些人对此忧心如焚，为了使事态不再恶化，为了把从多的饥民从死亡上救出来，他们想方设法向毛主席写信，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要知道，当年大刮浮夸凤、大报粮食高产卫星等虚假现象，在庐山会议之前，中央早有察觉。因此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其中提出了一个“讲真话问题”，说“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为了鼓励讲真话，毛主席还这样说道：“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问题出在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大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终于导致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1962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正视现实，发扬了一下民主，刘少奇提出“三分大灾，七分人祸”的观点，让各地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而且还强调要实行“三不”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可是，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回到四川，仍然不肯面对现实、仍然捂盖子，对存在的严重情况仍然轻描淡写，仍然强调“反右倾”斗争的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市的三个领导干部萧泽宽（市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廖伯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于1960年上半年，分别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中央反映了四川饿死人等真实情况，以及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的霸道作风。他们为使灾情不再扩大，挽回一些损失，真可说是忠心耿耿，为民为党为国而进言。可是，这就触怒了四川省那位大权在握的主要负责同志，随后借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之机，秋后算账。这次全会是毛泽东继续向“左”倾道路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文革”提供了理论武器和前期运动准备），于是他们三人就被打成了“萧李廖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之初公开批判时，又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他们经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这方面有些具体记述，将是研究“文革”史的资料。
作者在记述“文革”时期颠沛流离的经过中，记下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经历，我以为是一份很有意义的记录。通常，人们一说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听了伯康的说明之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还公道。尽管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是这些大学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伯康说：“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象，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信心，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
回忆录中对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着墨甚多，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当时专制体制的可怕，及其惯性运转的力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1959年庐山会议时，同田家英、周小舟闲谈，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周小舟还曾当面向毛主席说过这一感觉。他们三人落难，既有全国背景，更具有四川特色：好端端一个天府之国被搞成饥饿之乡。50年代到70年代，在长时间“左”倾高压路线下，从党内到党外，从中央到基层，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平民，都有人不同程度地不断地抗争、抵制、谏议，虽然绝大多数被扼杀，遭迫害，付出了沉重代价，却为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新时期的到来打下了群众基础。
历史总是在种种光明与黑暗、正确与错误中曲折前进。对历史尤其痛史不能回避，也不应淡化。因为，只有深刻了解了过去所犯的错误，走的误区和弯路，我们才能加深对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增强自觉性；同时，对当前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也可以从历史镜子里见其影子，从而提高识别力，注意防范，推动改革。历史的教训被正确认识，就会成为精神财富。我们对过去的痛史，决不可掩掩盖盖，怕痛怕丑，忌讳多端；应该留给世人和后代以真实的信息，让大家都聪明一点、坚强一点。如果当代人淡忘了刚刚过去的这段痛史，后来人不知道这段痛史，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不论东方西方，近代现代，重温历史，对比今昔，成败关键之一在于是否有一个民主的制度，有一套科学决策的机制，有独立的法治体系，以保证国家、社会正常生活的运行，以保证执政党正确路线的执行、运转和发展。否则，很多事情会被扭曲。如我们经历过的人治代替法治，专制压倒民主，主义信仰变成神学宗教，党的崇高威望成为个人迷信工具，铁的纪律成为整人的手段，最杰出人物做出最荒唐事情，这难道不是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吗？难道还不应当彻底转变过来吗？
为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认为，关键之一在言论自由。这本是宪法实施、政策规定中的应有之义，但又成了建国以来的老大难问题。历来有张无弛，有严无宽，乃至以言定罪。过份强调舆论一律，自然唯我独尊。一花独放，导致百花摧残，毒草肆虐。不实行遵守宪法的言论自由，不解放思想，就谈不上先进文化。言兴邦昌，言灭国亡，这是古人都知道的真理。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谈言论自由。马克思主义也只能在实践中，在自由评价和自由研究中，得到检验，得到比较，其错误者纠正，其正确者发展。
伯康在耄耋之年，怀忧国忧民优党之心，回首往事，着眼未来，叙述出一个重要地区、一个重要时期的真实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探求历史规律，以告世人和来者。我拉杂地写下一些读后感，相信读者会感谢他写了这样一本回忆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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