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不许党员炒它鱿鱼的，刘英杰大夫后来被开除出党。他被开除党籍以后得到全院职工和领导的无声同情和支持，他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拿着工资不上班，却没人过问他，就是例证。他天天在家突击英语，在市公安局和公安部有关朋友的帮助和策应下，居然通过合法的途径移居德国，躲过中共惯用的对不同政见者的长期迫害和无情打击。
由于戒严部队进城，北京市的公交曾经停运数日，职工无法上班，学生无法上学。６月６日公交恢复，我接到本单位同事F的慰问电话：“听说木樨地打得很凶，特别担心我出事，说下午准备来看我。我同意了。６月６日下午２点左右我去地铁街见F，接到她以后刚刚穿过２２楼，一辆戒严部队的坦克竟呼啸着从东往西开过，光天化日之下，莫名其妙地向天上狂扫机关炮，由于长安街两侧高层建筑林立，特别拢声，机关炮益发显得震耳欲聋。街上行人如鸟兽散，我稍不留神F也不知躲哪里去了。我等了大约十五分钟，她才从一个墙后跑了出来，我觉得可笑说：“你怎么像兔子一样灵巧，眨眼的功夫就没影了”。她说：“好可怕啊，我魂都快吓没了，你还有心开玩笑”。又问：“你难道不害怕吗”？我说：“这几天，天天有开枪的，都习惯了。另外，声速慢于弹速，当你听到枪声，实际已经击中目标，来不及躲了，跑也没用”。我一边说一边领她看了复兴医院用自行车棚改的临时停尸房，共５６具尸体。这些尸体前都放着他们随身带的证件，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学生我印象特别深，他的学生证写的是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部，出生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６年对于我们中国人是永世不忘的。我和Ｆ感触的说：多好的年轻人啊！可惜生于动乱死于动乱。还有一个工作证写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像是一名记者，名叫张汝宁，三十四、五岁，新任命的俄语部主任，刚从苏联留学回来不久，那天晚上下夜班，路过木樨地回家，就被打死了。他父母是我父母的同事，他姐姐张汝清和我妹妹是同学。这些尸体始终没人认领，估计多是外地学员或民工。或许当时的大气候太白色恐怖，家属不敢认领。尸体已经腐臭，为了减缓腐臭速度，医院泼洒了浓重的福尔马林，腐臭和福尔马林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更令人作呕。医院的停尸房只有十个冰柜，正常情况下医院自用两个，没有死亡报告，火葬场也不敢收，所以尸体只好在院子暴尸。
看完尸体我和F又到我家坐了大约两小时。快四点了，F要走，我又送她坐地铁，快到长安街时我们发现人们都躲在２２号楼南边利用建筑物作障碍物，每个人都探出半个脑袋窥视长安街上的戒严部队，不敢通行，窥视的人一字排开有十米多长。这些戒严大兵头戴钢盔，手持钢枪站在路边。老百姓不敢过去。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我询问了一个人：“让过去吗”？他说：“不知道，部队说开枪就开枪，谁还敢过去”？我又问：“刚才又开枪了，还是两小时前开的枪？”他说还是两小时前开的枪。我分析了一下情况，觉得不可能再开枪了，应该允许市民出行。估计是市民已被军人吓得如惊弓之鸟，自己不敢上街。估计归估计，万一大兵真开枪，后果也是不堪设想。我必须把Ｆ送上地铁，又不便让她去冒险，所以我决定冒险过去问一下，于是我向荷枪实弹的大兵跑了过去，一边跑一边想，也许他们会把我当作冲向他们的暴徒，随着一声枪响，我将应声倒在血泊中。很快我又自我否定了这种可能。我瘦小的身材，穿着裤衩背心，明显对他们构不成威胁，大兵不会误伤我的。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大喝：“站住不许靠近”！我立即一个急刹车，停住了，距离大兵有十米开外。大兵警惕地握枪对着我，表情十分不友好。我调整了一下面部表情，谦卑地说：“我想坐地铁，给过吗？”大兵回答可以。我又没话找话地问：“那你们这是……”他慷慨激昂地回答说：“我们是三十八军在执行任务。中央军委有命令，今晚消灭二十七军，因为二十七军是叛军，他们向老百姓开枪。”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激动地跑了回来，向躲在22号楼后面的群众说：“报告你们一个爆炸性的消息，部队今晚有大动作……”
木樨地22号楼附近的居民对我的话将信将疑。我说：“不信你们可以过去问。”于是，又有几个胆大的小伙子向大兵跑去。他们回来证实了我的话，这时已经有三五一伙的市民向大兵跑去，要亲耳听到这激动人心的消息。
如同发生了核裂变一样，最多只有二十分钟的时间，刚才还如同鬼子进村坚壁清野没有一人的木樨地，成千上万的人，就象突然从地底下冒了出来，涌向了街头。木樨地转眼间就成了“王府井”，人山人海，向所谓的三十八军致敬，成条的上好香烟，成筐的煮鸡蛋，都送到了“亲人”解放军的手里。人们欢呼着，跳跃着，帮助戒烟部队清除路障。甚至很多热情奔放的北京姑娘和大兵亲切拥抱。场面十分激动人心。这是，突然出现了三台摄像机，（也可能更多），开始抢拍起现场镜头。这异常的现象，这来得如此及时的摄像机，立即引起了市民的警觉。有一位年长的问我：“他们是三十八军吗？是来平息二十七军叛变的吗？”我连忙说：“我也有些感到不对劲。”但这时想制止正在激动不已的群众已经不可能了。由于人太多，我不得不踮起脚，并尽可能地靠近摄像机的麦克风，突然声嘶力竭地喊道：“你们是三十八军吗？是要平息二十七军叛乱的吗？我们会不会上当？”我希望我的喊声能够被录下来。但是，我很清楚，我离开麦克风还是太远了，是不可能被录下来的。即便录了下来，也只是报废了的带子。我就象落水的人，连烂草也想抓住一样，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了。后来，我和几个木樨地附近的居民悻悻地离了开去。这些居民平时大家都互不相识，至今也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也没必要知道。只要知道彼此的立场就已经足够了。但在运动期间，彼此都成了朋友。
６月７日清晨，当我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时，听到播音员播报：昨日首都市民热情欢迎戒严部队，在木樨地帮助部队清除路障，送烟送酒送鸡蛋……我怒不可遏，立刻跑下楼去，这时２２号楼附近已经积聚几十人，大家见我就问你早上听新闻了吗？我说没听就不跑这里来了。大伙骂着：“流氓军队”、“流氓政府”、“无耻透顶”。
过了一个礼拜，２２号楼的一个朋友（他是军队高级干部的子弟）告诉我，他的哥儿们是现役军官，已查明６月６日的骗局，是军委责成总参一手策划的，原因是国际社会质问中国政府：你们说群众是拥护戒严的，但为什么我们的媒体拍到的镜头都是反对戒严的？你们能不能提供一些群众拥护戒严的录像？中国政府让广电部送上这方面的资料，结果广电部检索了全部录像带共六箱之多，没有一个合格。只好捡起中共弄虚作假的惯技，炮制了６月６日群众拥护戒严的骗局。
“六四”枪声及６月６日的骗局使我看到了中共反动反人民的狰狞面目，上帝要让谁灭亡，就要让谁先疯狂。我对这个党已彻底失望，我为加入了这个党而感到耻辱，我也断然的退了党。转眼间“六四”过去１５周年，中共至今不敢给学运平反，说明他还要坚持过去的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如果不放弃一党专政，不改革政治体制，中国的腐败将愈演愈烈。近年来国内要求为“六四”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人性的觉醒，是人民在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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