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对底层民众的人道主义关怀感动、激励了很多人。我也深信毛泽东对“劳动人民”感情的真挚性，他毕竟来自社会底层，亲身体会过底层民众的悲切苦难。比起那些当代权贵们假惺惺的“亲民秀”，我倒更愿意相信毛泽东的真实性。毛泽东是一个真心实意想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他为中国确定的政治经济架构、文化路线，无不是基于共产主义的理想，要让“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
然而，也正是这一路线却不可避免地一定会走向专制和极权，这也正是共产主义在其诱人的“乌托邦”背后必然的走向。正如专制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伴生物一样，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却是西文文化的伴生物，追溯其思想文化渊源可以一直找到柏拉图那里。当然这一工作已经由卡尔·波普尔在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完成了。在我的这篇文章中只能关注一个“点”，下面就从政治理念的角度看看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背离“共和”这一现代政治理念的。
为此有必要先理清共和与民主的关系。现代政治理念是强调共和的，共和比民主更为根本。通常所说的民主指狭义的民主，即多数票决制。而广义的民主则包括共和。共和在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同时，又对多数人的权力加以诸多的限制，这种限制是通过以宪政为基石的代议制共和政体来实现的。可见共和中包含着一种对民主的制约。现代民主国家都是确立了共和政体的国家，所言的民主就是包括共和的广义上的民主。为什么对民主还要加以限制呢？原因就在于纯粹民主精神强调的仅仅是多数原则，权力属于多数人的代表，并向之倾斜。这就有可能出现对少数人正当权益的侵害。可见，纯粹的民主是一种分裂性的力量，并蕴含着走向专制的可能性。与此相反，现代政治理念则强调对人的关怀是普适的、没有例外的，自由和人权是任何人都应该平等享有的。现代民主是所有人的民主，是国民全体的民主，它的实质是共和。（详见刘军宁《共和比民主更为根本》文中的论述）
“共和”的本质是包容，人类社会是所有人共生、共容的社会，这就是共和。“共和” 符合“道”，是自然法则的体现。老子在《道德经》中对“和”有精辟论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知和曰常”。就是说道是独一无二的，阴阳二气相交而形成一种适匀的状态，万物在这种状态中产生。万物都包含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互相激荡形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可见“和”所讲的“一”是包含着对立在内的统一，是具有永恒性的。无论什么种族、什么阶级，也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是强调共生、共容，还是强调斗争、对抗，这正是“共和理念”与“纯粹民主精神”的根本分野。民主所追求的“一”，是企图压制、甚至消灭对立中的一方而形成的“一”，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不可能形成稳定的政治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叫“人民民主”，它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所有共产国家都公开宣称、毫不讳言的。马克思讲的民主，强调的正是斗争与对抗，它将对抗的焦点放在“阶级”方面，这使他与强调“种族”差异的纳粹稍有不同。但是也正如纳粹一样，马克思主义是绝不言“共和”的。他要让“阶级斗争”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它所追求的大同世界，是不再有“阶级对立”的单一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资产阶级”是要被消灭的阶级。正如上面所言，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一”，是背“道”而驰的，是不可能稳定的，这也正是所有的共产国家，为了维持稳定而不断地制造新的对立面和打击面，对自己的“人民”清洗一批又一批、杀掉一批又一批的深刻根源。
“对部分人自由的剥夺就是对所有人自由的侵害”，这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常识。富人欺压穷人、地主对农民实行奴役属于野蛮和专制当受遣责，反过来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欺压和奴役同样是也是专制，不存在正当性、合理性，更不代表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理想。马克思主义讲的“人民民主”实质上是一种专制，他巧妙地利用了人们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在他的“新专制”理论外包裹上了一层厚重的迷雾。由于不懂“共和”，在专制和民主的界线上，马克思主义必然是模糊的，将“民主”定义为“专政”，也正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混乱。中国有相当一批的左派文人，正是在这个地方被捆住了手脚。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无产阶级专政”被一个至高无上的政党“代表”、一个政党又被一个或少数几个“寡头”垄断（民主集中制）的时候，走向极权就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了。
“对部分人自由的剥夺就是对所有人自由的侵害”在共产国家过去是，现在仍然在反复地得到证明。只要民主仍然被定义为“人民民主”，“反动分子”、“敌对势力”就总可以以各种不同的名义被制造出来，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当专政的“对象”终于轮到自身头上的时候，这种悲哀其实是早就已经注定了的。共产主义本来就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所以我的结论是共产主义走向专制和极权不是谁“念错经”的问题，它是实践的必然，也是理论的必然。
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从共产迷雾中走出来，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牢笼中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