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披露，李鹏的这部书稿标明是“征求意见稿”，配有数十幅照片，以成书样式于去年秋天分送在京的十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稿发出两个月后，李鹏没有获得任何回音，于是打了多个电话给拿到书稿的政治局委员，一再询问读后想法，强调书的内容可以修改，但希望中央准许出版。不久，胡温新政府给李鹏明确答复表示，经中央研究，此书暂时不公开出版为妥。
该书前半部分是六四前几个月的日记，详细记载中央从各渠道获知学生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的进程，哪位中央领导当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回忆了许多重要措施出笼的前因后果。李鹏在文中时而明确、时而隐晦地表示，六四期间一些重要决策并非出于他手，许多重要判断也非外界一再误会那样是他所言。
《亚洲周刊》的文章称，耐人寻味的是，书中特别提到六四前的“历史的分水岭”，即4月22日中午前后，那是当局与学生矛盾由可调和转向对抗的“分水岭”。当日上午，官方为下台后逝世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举行追悼会，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10万名学生，学生代表先提出3项要求，继而要求向时任总理的李鹏面呈“七条”请愿书，与政府对话。
李鹏在书中表示，他身在大会堂内，并不完全知道广场上那么大的风波，也没有表示过像胡耀邦治丧委员会人士所说的，他会在上午11时45分会见广场上的学生。正是由于当时传言李鹏“失信”没出来，导致后来3名学生在大会堂台阶上长跪不起，引发现场群情愤怒，人们相拥而哭，学生与政府的矛盾冲突由此无法缓和。
《亚洲周刊》引述读过《关键时刻》的人士说，李鹏在书中透露当年中南海高层对如何处置天安门学运存在明确分歧，也有意撇清自己在“六四”事件的主要责任。不过，追究最终责任，是否都落在已经作古的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身上，由于该书内容并未公开，外界不得而知。
明报的报导说，今年76岁的李鹏前年11月在中共“十六大”上卸去政治局常委一职，去年3月又卸去全国人大委员长职务。退休后的李鹏依然忙碌，去年出版首部回忆录《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包括江泽民上台之初，十分重视和他搞好关系等。
李鹏在《三峡日记》中指出，“六四”事件后他身体不适入院治疗。其时江泽民出任总书记，首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李鹏一手策划建设的三峡工程，江在考察结束返京就到医院探望李鹏，安慰他说：“既来之，则安之，人在长期紧张疲劳之后，容易生毛病。”
书中还透露，1996年4月，李鹏出访欧洲回京，在人民大会堂迎候的副总理朱镕基告诉李鹏，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曾打电话找朱镕基，要求中央停建三峡工程，朱镕基说服李锐，“劝说他不要搞串连”。当日，江泽民也在电话中告诉李鹏，李锐上书要求停建三峡工程的举动已被中央制止。
此外，本月初全国政协人大“两会”召开前夕，北京退休军医蒋彦永上书中共中央要求为1989年“六四”事件平反的消息曝光，举世关注，加上现任总理温家宝在1989年“六四”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一角色，使得温家宝在本月14日的记者会上如何响应“六四”问题备受外界关注。
在14日的记者会上，温家宝在响应中没有指“六四”是暴乱，而是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时刻，党中央紧紧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地稳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他希望人们向前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团结和稳定确实比什么都重要”。
中央社引述北京学者认为，这些年来，大陆政坛仍活着的老人，或者已经去世的政坛老人的家属，都在透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撇清他们在当年“六四事件”的责任。他们似乎感觉到总有一天会真相毕露；他们在意自己历史上的地位，对历史事件中自己曾经扮演过的角色，显出一种难言的焦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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