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公众的揭露和批评，杨澜一言以蔽之，统统称之为“有商业用意的、有组织的攻击”、“匿名”和“栽赃”。据我有限的阅读，媒体上署名发表批评文章的有：美国的方舟子、多伦多的赵平波、吴征的同学潘天舒以及我本人等。然而，在方舟子、曹长青、赵平波、余杰、潘天舒等有名有姓的人对吴征及杨澜的质疑、批评文章发表之后，杨澜女士依然辱骂那些质疑他夫婿吴征假文凭的人是不敢署名的“懦夫”。我真不明白杨澜女士为什么对如此众多“坐不改姓、站不改名”的人士视而不见？难道仅仅因为“救夫心切”就可以颠倒黑白吗？
至于“有组织的攻击”问题，正如多维新闻网指出的那样，经过深入的调查采访，“至今没有查出吴征杨澜声称的蓄意攻击的‘组织背景’，反而发现网友提出的许多疑问是符合事实、批评是合理的”。就我个人来说，我不仅与其他诸位批评者素不相识，而且与其中的某些人士在重要的价值立场上还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如方舟子）。我自己也不知道：谁有权力将我们这些迥然不同的人物“组织”在一起？我的批评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对“信用”的呼唤而作出的，没有人能够“动员”和“组织”我做我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杨澜女士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此次事件的焦点是吴征“巴灵顿大学”的“假学历”问题。杨澜在访谈中承认：“吴征已经知道它是没有被教育部门认可的。但是，他是本着学习精神，也是为了加强在商业方面的系统训练，因此他还是会有一批指导的书籍要看，辅导老师跟他有电话、传真的沟通，他觉得对他的业务还是有帮助的，所以他就读了。”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所谓的“巴灵顿大学”也就一两个工作人员负责维护网站，哪里来什么“导师”？跟何况，博士学业岂能是通通电话、发发传真就能够完成的？真个是“假做真时真亦假”！正如《南方周末》记者李玉霄质疑的那样：既然获取这个中、美教育部门都不认可的学位，目的仅仅在于“督促自己学习有关专业知识”，又有何必要列在个人简历之中呢？
杨澜在访谈中多次指出批评者有商业目的、个人泄私愤等“可耻的动机”。然而，在我看来，猜测对方的“动机”是一种专制时代的“诛心之论”。作为被批评者，重要的是勇于正视批评者所批评的内容是否属实，如果内容真实，那么结果应当与目的无关。聪明如杨澜者，不应该犯这样低级的逻辑错误。
在整篇访谈中最让我愤怒的是，杨澜告诉记者，她虽然无法具体说出那些“邪恶的人物”究竟是谁，但是“这些人可以联络到海外一些反动人士，后者已经以真实姓名参与了”。在这里，美丽动人的杨澜露出了她的流氓面目和血盆大口──请原谅我把这样的词语加诸一位曾经充当中国申奥“形象大使”的女性身上，本来我是一个“女性崇拜者”，却没有想到一个女性的心灵居然能够达到如此肮脏和凶残的地步！
人人都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将某某人定义为“反动分子”意味着什么──在反右时代、在文革时代，“反动分子”唯一的命运就是被残酷地迫害致死。杨澜女士用“反动分子”来定义批评者，下的是一着险棋，一着将对方置之于死地的险棋。
据我的理解，杨澜所说的“反动分子”可能暗指八十年代末去海外的何频、曹长青等人。何频是多维新闻网的主编，曹长青对吴征杨澜事件的调查采访是多维新闻网委托进行的。曹长青是一位独立的作家，八十年代在国内是深受公众钦佩的新闻记者（曾经担任《深圳特区报》总编辑）。他具有认真、深入、负责调查采访的新闻专业素养。他与吴杨从末谋面，也没有个人恩怨，更没有任何利益冲突。我阅读了曹长青的一系列调查文字，内容之广泛、材料之翔实、推理之清晰、观点之可靠，无不让我肃然起敬。
从现代法理的角度来看，既然中国的刑法中已经取消了“反革命罪”，那么“反动分子”一说又何从谈起呢？曹长青和何频虽然身在海外，但迄今为止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被中国的法律定罪，也没有被剥夺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他们当然享有批评包括吴征杨澜在内的公众人物的言论权利。这种权利是每一个公民宝贵的“天赋人权”，又岂是你杨澜一人能够剥夺的？杨澜以“反动人士”的大帽子来扼杀批评的声音，其用心之险恶超乎了我的想象。刚刚还在电视上温情脉脉地谈论她的两个孩子，转眼之间就露出了血盆大口。她有没有想过，那些被她戴上“反动分子”帽子的人，也是孩子的父亲和母亲？你可以不接受对方的批评，也可以将批评理解为“人身攻击”，并采取法律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名誉，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以“反动人士”的说法来钳制舆论──被戴上了“反动人士”的帽子，在当代中国意味着什么，相信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幸亏现在不是“反右”、不是“文革”，否则的话，那些批评过吴征杨澜的人真的就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小命难保了。幸亏中国已经走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不会像那些血雨腥风的年代随时随地都可能宣布某人某人是“反动分子”了。那么杨澜岂能随心所欲地使用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权力？
正如何频所说：“比吴先生和杨女士个人尊严和荣誉更重要的是，公众人物必须被舆论所监督。能够面对公众监督是公众人物的基本素养。吴先生和杨女士作为媒体中人，应比其他公众人物更懂得这一点常识。”然而，两位著名的媒体工作者偏偏就是不懂得这样的常识。杨澜的访谈，把一次真诚道歉和深切忏悔的机会转变成一场指鹿为马、暗藏杀机的闹剧和反击。对此，我深表遗憾。
就在我写作本文的时刻，我收到一位记者的电话，她声称是阳光卫视的记者，希望为我做一期“人生在线”的专访。我担心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因为我估计阳光卫视的拥有者不会有如此对待批评者的雅量。于是，我便将自己已经发表《吴征为什么恼羞成怒》一文、并正在撰写另一篇批评杨澜的文字的背景告诉了对方，并请对方斟酌。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对方就抱歉地回话说，“上面”命令将采访计划取消了。至此，事实印证了我的看法：阳光卫视徒有虚名而已──“阳光卫视”之中，哪里有半点的“阳光”呢？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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