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人们不知道您及您所领导的政府都干了些甚么，怎么干的？每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各媒体都会反覆强调消费者对产品及服务的知情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对国是也应该有知情权。这是不证自明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现实中，政府不仅拥有处理国是的专有权，而且密而不宣，拒绝让老百姓--国家的主人--了解自己的国家已发生或即将发生那些事件，政府已经或准备采取何种应对之策，以及政策的有效性或事态的发展进程。这一切均被视同国家机密，深藏于暗箱之中。例如，中俄有关陆地边界的划分协议已签署经年，却始终未见政府公布其详细内容。按照常理，一个国家的公民了解自己国家的边界何在是其理所当然的权利，正如一个人需要明了自己住所的范围一样。又比如，非典型性肺炎在世界各地大肆蔓延，各国政府均实时对外公布疫情，媒体更是大量予以报导，帮助人民了解实情，防患未然。然而，作为该疫情发源地的中国，前期政府不仅对此不置一词，受政府控制的媒体也只是在因广大民众对事件不明就里而造成的恐慌引起了遍及全国的抢购风时，才打破沉默，称疫情已得到控制，然而具体情形仍不得而知，紧接着再度缄默不语。然而伊拉克战争伊始，中国各媒体却即刻连篇累牍地大量报导战事进展。没错，人民有了解战情的需要和权利。但是，中国民众更有了解发生在身边的、有可能会危害其亲友甚至他们自己生命安全的疫情的需要与权利。不是吗？
值得庆幸的是，随后媒体开始报导非典型性肺炎的情况。然而，张文康的表演却令人疑心重重。这当然不仅是由于前期的不诚实，更是因为该疫情在海外传染时的张牙舞爪与其在国内的温情脉脉反差太大。没有人会相信中国政府已经先于技术与资金为优的国家掌握了治愈该病患的方法。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一般而言，将会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大规模宣传活动；也没人会用该疫情对国人手下留情是因为我们拥有先进的政治制度它不敢胡作非为来解嘲。于是人们陷入了政府是控制了疫情还是控制了媒体的猜测之中。北京301医院蒋谚永医生的声明终结了人们善良的希望。随后的发展是极其正面的。也正因为政府如实公开相关信息，疫情才得到了有效与迅速的控制。
写到这里，不由想起一件令人绝对笑掉大牙的事情。大家知道，武汉是中国三大火炉之一，夏天奇热难耐，最高气温突破摄氏四十度是家常便饭。然而，在2002年之前，天气预报的最高气温从来没有超过摄氏四十度。据说，在当局看来，最高气温超过四十度是一个政治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那么热。于是，武汉人民只好顶着摄氏三十九度的名义，享受摄氏四十度以上的酷暑。问题在于，如果这真是一个政治问题，拒不承认却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发生，而且掩盖对于生活于其间的民众而言总是徒劳的。但现实依然如旧，不仅国内各媒体在一个调门下同声高唱主旋律，实施所谓舆论导向，而且对海外媒体大肆干扰或拒绝入境，对互联网的封锁更是不遗余力，企图阻断人们了解事实真相的其他途径，迫使国人永远生活在不真实的世界中。
不过，即使人民有朝一日有了知情权，也并不意味着就此能对政府实施监督。知情权仅仅为人民奠定了监督的前提，要真正实施富有成效的监督，人民还必须拥有相应的手段。为此，人民尚必须具有言论自由、选举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当人民能公开评论政府的作为时，才能对政府实施真正的监督，私下的议论并不能对政府产生任何约束；选举自由使得人民可以用另作他选为手段，利用现政府对再次当选的期望，制约政府当下的行动；结社自由的重要意义在于人民能够组织起来对抗公权力的滥为。毕竟分散的个体的力量是不足以对公权力施行有效制约的。
因此，如果政府真欲接受人民的监督，就应该厉行政治制度改革，赋予人民知情权、言论自由、选举自由、结社自由。否则，“监督”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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