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社会必须依靠“命官”来维持中央的权威，官命的越多，管的越细，中央就越有权威，“中央集权制”决定了这个社会必然许多官僚是一级管一级。有人会问：秦始皇以后的社会都中央集权制，为什么历代的官僚不象现代这么多呢？应当这么说：现代是个高度中央集权社会，从机构的社会分工来看，古代的政府许多事是不管的。如：教育、土地等等，政府之外还有许多民间中介在维系着社会道德。因此，自秦后虽然是中央集权制但也是“精小”政府。而高度中央集权制则细到“户籍身份”、“个人档案”、“婚姻”、“教育”、“言论”全部统包，机构不能再庞大人员不能再庸肿了。“僧多粥少”形成了公务员待遇低，一些有“罚款权”的部门想方设法创收，造成政府“公信力”越来越差，越基层的贫民越苦。
若再深究其根源，至少有以下几点是至使机构膨胀的根源：
1、官僚化。
建国之后，国家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实行了全面的官僚化，都有行政级别。这种官僚化对社会风俗影响极大，“官本位”由而此定格的，在中国“当官”的意识强于任何国家。
2、就业分配制度。
就业分配制度由来已久，到现代由于中央政府能力不及而取消。一是毕业生由国家统包统分，二是军转干部由国家统分，国家分配造成了行政机关冗员。
3、政府管理的范围越来越细密。
现代政府管理的范围不仅没有收缩，反而是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多，越不稳定，新问题层出不穷，政府就要另设新部门去管他。越管问题越多，部门法越，社会越不稳定，构成了恶性循环。古代社会法律简单，大都与道德风俗相关，有许多事是民间自律来解决的。
4、政府职能利益化。
某些政府部门垄断了巨大的利益，变成了“公司”，有一段时间这些机构又利用自己的职权成立“创收”的二级机构（至今还有许多二级机构未能完全行政职能脱钩），油水之足令人趋之若骛。执法部门与“罚款”、“创收”等经济利益挂钩，成为部门创收的依据，保护垄断既得利益。而古代极少看到政府“罚款”、“创收”之类的事件，执法主要是以没经济利益的“刑罚”为主。政府不维系社会的道德人心、做公益事业，而热衷于“罚款”是中外古今所少见的。
至今官方对“义利”的认识不明确，有许多政策是鼓励“公款私投”“公款私分”“公企私卖”的，“招商引资”、“圈地运动”成为官场时尚。立足于“经济”是小政府变成大政府、“利益化”政府的关键，而以维系社会公正、道德世风、国家安全稳定，不管“经济”，则是形成精小政府、信用政府的关键。
为官需要重义轻，一介政府更应该重义轻利，义与利只有一个选择，谁的政府选择了“利”就意味着垮台。
5、升降无度。
中国现行的官吏制度可以说“能上不能下”，在古代还有个贬官制度、告老还乡制度。经常使用“升官”来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将会导致“官多为患”。而古代中国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其一是官爵分家，设爵不乱其职分，只授予爵位而不给官职以示奖赏；二是候补制度，没有缺位时留名候补；三是建立考核与弹劾监督制度；四是，科考取仕，中央统一命官。
6、官吏地方化。
高度中央集权下的官吏分级任命造成了“诸侯”、“单位”官，地方官员没有中央政策法律，眼里只有上级，殉情枉法、以权代法的事件经常发生。为了独霸地方政权，甚至出现了县政府查封中央喉舌报刊《人民日报》的事件，更不用说县级政府领导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搞“开国大阅兵”之类笑话了。于是士为“诸候”所谋利，则不国分忧，单位、政府、国家取贤不一，则“官们”五花八门。一任地方长官提拔一批心腹走了，第二任又提拔一批，于是官吏越来越多，不知是为国举贤还是为自己结党？故此，官吏经国家而举非常重要，历代都十分重视这点。古语：“唯名与器不可假与人，天子之所司”。应该看到目前各级官吏结党营私，对社会的危害极大。
7、法制上不重视。
建国之后，极不重视官吏制度。宪法加了很多意思形态上的东西，而对于“官制”却一字不提。以至于现行的官制乱七八糟，有叫“主任”的、“局长”的、“书记”的不一而同，光从这些称呼上来看，你不知道他们谁是管事的。而一个十来人的单位，有的一个“主任”配五六个“副主任”一个书记，几乎全是官。官无定制，加上机构合合分分、建了拆，拆了建，造成今天这样混乱的局面。而在古代每个朝代立朝之初就有一部“官制大宪法”如《周礼》，当成祖宗遗训历代遵循，这些保守的祖宗遗训成为限制政府机构膨胀良方。
宪法的作用与历代“祖宗遗训”的作用是一样的，是为集权自我约束而设，不是为了限制民权而设。而这种限制主要是来源于道德习俗力，因为最高集权之上是再没有人能限制他。昔日，大臣以“祖宗遗训”劝君王守制，今日不当“宪法”劝政府遵宪么？这种制度下“谏臣”又该是谁？不管是“祖宗遗训”还是宪法，都不方针对人民，而是为了推行善政、江山永固自我约束。特别针对每介政府难以自身约束的官吏制度，这是一剂比“刮骨疗毒”强的多的预防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