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时内我产生了5次暴力冲动

但令人恐怖的是，在过去24小时之内，我自以为“如止水”的心境，却多达5次的被一块块小石子打烂砸碎，我甚至难以自恕地产生了多达5次的暴力冲动，值得警惕的是，这些都是在生活中随处可遇的小事情引发的：

第一次暴力冲动来自于24小时之前的昨日凌晨2时，一辆没有任何牌照的报废警车开进我所住的小区楼下，很遗憾，我恰好很不争气地住在二楼，床头正对着它的车头。车上那位我在心中仇恨已久但至今仍未谋过面的老兄依如往日那样旁若无人慢吞吞地倒车，并肆无忌惮地将倒车喇叭弄得“嘀嘀”乱响，此时，小区多数神经衰弱者已经醒了，也许在此前十分钟内报废车以按喇叭的方式叫保安开门时大家就已经醒了，但大家似乎都和我一样，都是“原本无一物”的爱好者，因此，大家都怒火中烧地强忍着，整个小区只剩下报废警车喇叭里那个电子女人娇滴滴的尖利声音：“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倒车！”

在叫了近30分钟，我也终于从一个宁静的睡眠者变成一个狂怒的失眠者的时候，声音终于停了下来，这时，我决心出去认识那位仁兄，并把心中为他准备了近半年的几句话送给他，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还可以把阳台上那些可爱的花连盆一起送给他。

但在关键的时候，妻拉住我，她说：你不想想，开没牌的车而不被交警抓的人可是我们这些外来人惹得起的？小心人家查你的暂住证。
妻的这句话比念一百句佛口更有用。我的狂怒在无奈之中一下子沉静了下来。
接下来继续睡，残破的梦里满天满地都是花盆。

好不容易又睡了一个多小时，也就是在22小时之前，接近凌晨4点，楼下邻居阳台上的鸡便开始唱了，这些比周扒皮家的鸡还勤奋的鸡每日在4点左右准时开始报晓，它们可怜的生物钟已被现代城市混乱的时序扰乱了，而它们又非常有责任感地想发挥作用，于是，我的睡眠又一次被打断。痛苦而不勤愿地开始守望黎明。
为了鸡叫的事情，我已努力了N次，我找过社区领导和门卫以及鸡主人本人，我甚至还找过在报社工作的朋友，但努力归努力，最终逃不脱一个失败的命运。鸡主人说自己有享受自然生活的权力。社区领导说每天有创文明社区抓小商小贩的大事，哪有时间管你这些鸡鸣狗盗的小事。而门卫则更干脆，说我只管守门，不管鸡叫。
楼下的鸡们还在欢快地鸣叫着。这使我又一次恶从胆边生，我决定为自己半年来痛苦的黎明而做点什么。我在脑中已想出了至少一千种以上的报复鸡的办法，煎、炒、焖、炸、炖，一样来一百次也不过分，我甚至还想过用古代侠客竹管吹毒药的招法将“毒鼠强”吹入鸡笼中，但又怕因自己枪法不准而吹入邻居储水池闯下刑事大祸中而做罢。这些异常暴力的报复举措，却折磨得我看朝霞看出一片血色来。

第三次暴力冲动发生在上班路上，凌晨7点，睡眼惺忪地踏上上班路，自行车刚一出门就遇上红灯，好不容易等红灯变绿了，正准备欢快地冲过斑马线，不料从旁边钻出一辆挂着警察从不敢拦的车牌的豪华轿车，车上一位长相颇似终结者施瓦辛格的司机，司机先生显然是个色盲，分不清红灯还是绿灯。抑或他本身的识别程序出了问题，将前面赶着上班的人们看成了牛羊或石头，于是将刹车当成油门，咬牙切齿地冲将过来。我自知不是他的对手，赶紧闪道，结果与旁边一位中年妇女撞在一起，将人家自带的午饭撒落一地。那女人还算厚道，只看了我一眼，随后就开始捡饭盒，随后，我们异口同声地向绝尘而去的汽车骂：赶着去投胎啊！

这是我出现的第三次暴力冲动，距我第四次暴力冲动只有五分钟之遥。也即是在5分钟之后，我被协助交警管理交通的义务交管员拦住。
照说我的自行车是上了牌照的，虽然是外地人但毕竟是外地的城里人，不属义交员们常抓的对象，但今天不知为什么，我却被面前这个胖老太太抓住了，而且擒住笼头大义凛然，一副抓到大坏蛋的样子。我想当年刘文学抓到偷生产队辣椒的地主，也不过就是这样的表情吧？
老太太准稳狠地撕下一张罚款单晃到我的面前，说：骑无牌车，罚款10元。
这时，我才发现，我的车牌不知怎么竟然不见了，不知是被谁家小孩弄去玩还是车棚里放车的人太野蛮了给撞飞了。总之，它不见了，而因为这块小小的牌不见了，我的自行车成了非法车，而我也一下子很非法地站在十字路口，等待胖老太用一张罚款单将我再一次合法起来。
此时，太阳已红红地挂在天空中，但我的心情却很阴暗，我想张嘴骂骂什么人，但话到嘴边又停住了。想想比孙志刚那些在街上走走就送了命的人，觉得罚10元钱显然还是划算的。于是，心中又好受了一些。
此后大半天基本无事。就在我行将忘记此前所有不痛快的时候，朋友送来一张音乐会的票，一位英国知名小提琴家降临本城，报上虽没有像炒那些小明星式的满版加花边地报道，但我这个乐迷还是从报屁股上知道了信息，并凑钱委托朋友买票，准备去音乐厅领受一次神圣的沐浴。
吃一个冷馒头，用矿泉水瓶在单位饮水机上装一大瓶水，我匆匆赶往音乐厅。还没进门，就看见已有很多人带着自己的小孩来了，家长们觉得让孩子接受一次音乐盛宴有助于他的成长。有很多家长还背着一个大包，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零食，以备孩子们在饱餐形而上的精神之宴时，形而下的物质餐也能相应跟上。这使得音乐厅一下子变得有些快餐店的味道。特别是小提琴大师开始演奏时，台下嚼动薯片和瓜子的声音像伴奏一样此起彼伏，间或还有一些在足球场里练出的好嗓门大声叫好。最不幸的是，在我的身后，两个长得像鸵鸟样的女人一直相互咬着耳朵喳喳喳喳喳地狂说着，没有一分钟停止。
台上，音乐大师痛苦地演奏着，并通过翻译请观众们肃静，请观众们尊敬他手中那把1840年的古董小提琴。
我身后的胖女人不屑地说：你管我怎么样，我们又不是没有票。
这话大师没听见，但我听见了，我脸红着，终于将全天所有的愤怒以一句正宗的国骂倾泄在那女人脸上。
第二天，报纸报道了演出的状况，写了大师的失望，也对市民的素质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特别对有人在音乐厅里用国骂骂人提出了强烈的谴责。
拿着报纸，我觉得自己的脸红更觉得自己没有出息，我在心中暗责自己，小小的几件生活小事，竟把你搞得失了方寸，并迷失了本性，看来还是修炼得不够啊！
写到这句话时，楼下那辆警车又开始用喇叭叫门了，我决定堵上门窗把耳朵塞上棉花，并用棉被捂上头和眼睛，将易怒的自己与这个世界暂时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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