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正当我在紧张写作我的回忆录“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之时，收到了有关“六四”征文的通知，令我想起了十五年前的许多往事。当时在北京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激动人心的民主运动，我远在香港，亲眼目睹了香港民众对大陆同胞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和对民主的共同的诉求。遵照通知要求我们记下“六四”当时在自己身边发生点点滴滴的一切，以纪念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我尽量地回忆十五年前我在香港的所见所闻，希望能为民主运动出一分力，让全体中国人，包括现今中国的统治者知道，民主诉求具有普世价值，无论在北京，在香港，人民大众追求民主自由的愿望和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是一样的。
我记得当年我在胡应湘先生的合和集团属下的滑模公司工作，这是一间颇具规模的工程公司，负责的项目有广深珠高速公路和沙角B厂等大型项目。有一个同事叫简伟民，和我很谈得来，后来他跳槽走了。不久后他约我见面，对我说横竖在原公司难以发挥，不如跳槽到他的新公司和他合作。他所在的公司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科卓华西”，据说是一间大陆中资公司，该公司和国内单位合作，在北京、青岛和成都有新建酒店项目，兴建“王朝酒店”。目前只有他一个人在筹划，忙不过来，在他的力荐下，该公司愿意付出较高的薪水请我去协助简先生。
原来这家公司是四川省建委派出在香港成立的公司，据说公司名字中的“华西”就是代表四川省。老板亦即董事长姓费，北方人，平时很少回公司，公司经理姓朱，广东人。公司的业务很多元化，除了我和简先生两个人负责工程管理之外，还有一些人是做贸易，大部分是大陆外派干部或是大陆移民，加上几个香港小姐秘书，总共才有十几个人。我到新公司履新的时候，正当北京学生民主运动风起云涌高潮迭起，每天中午休息的一个小时里，大家常常顾不得去吃饭，围在电视机前看无线和亚洲电视的“特别新闻”。我记得似乎香港无线电视有一个现场记者叫谢凌峰，一天几次从北京传来最新消息。每当这个时候，如果两个老板不在场，不管香港人大陆人都会七嘴八舌地议论，大家一致同情学生，反对李鹏政府的无动于衷，但如果费先生，朱先生回来了，大陆人就大多不再说话，剩下我们几个香港人还在议论不休。
不久，北京“六四”屠杀事件就发生了，亲眼目睹外国记者、台湾记者和香港记者从北京发回来的火光熊熊，血腥满地的电视画面，我们都惊呆了，两个老板也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北京的学生在流血，我们的心在流血。
六四后的一两天，我在公司里接到大学同学王育鸾小姐的电话，她联络我一起去新华社抗议，我因为工作走不开没去成，叫她把我的名字也签上。旋即拨电话去香港新华社，总机问我找谁？我说找社长。总机说社长不在，问找社长什么事？我说想问他一下，共产党为什么要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他不在就请能代表他，负责任的人听电话。总机将我的电话转到一个不知什么部门，有一个讲广东话的人居然很耐心地听了我十几分钟的电话，对我一连串的质问不愠不怒，答应将我的抗议转达社长。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先生也支持赵紫阳反对武力镇压学生的主张。不知道如果当时许先生真的降尊接听了我的电话，又会说些什么？
不久后，有一天简先生因为工作的需要，发一份传真到青岛王朝酒店筹建处，在这份传真的结尾部分，简先生将在香港电视里看到的在北京发生的事情真相告知与他仅一面之交的青岛大陆同事。事前简先生将他书写并署名的传真让我过目，我劝他不要在传真里提及“六四”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大陆不比香港，没有言论自由，还加上严格的新闻、通讯检查，公司知道了肯定会追究，甚至还会牵连到青岛的大陆同事。但是简先生说香港“支联会”呼吁一人一信，每一个香港人最少写一封信给大陆的亲友，告诉他们在北京发生事情，用这样民间抗争的办法，突破共产党的新闻封锁，我见他意已决，唯有对他勇敢的行为表示敬意。
果然不出所料，大概只过了十天八天，简先生就被这间中资公司炒掉了。简先生走了后，我也不想在这样的大陆公司里再干下去了，因为我感到非常的压抑。在香港这片自由的土地上，还有星星点点为数不少的大陆公司执行着专制政治的公司文化，某些时候他们会出得起比市价高得多的工资请人，因为反正是国家的钱；另一方面，他们又将大陆的许多不正之风带来香港，比如拉关系走后门等等，让你觉得即使拿着比外面要高的工资也做得很不开心。所以不久之后我也辞职离开了。
“六四”以后，香港爆发了开埠百多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过百万香港人上街游行支持大陆学生民主运动，抗议共产党屠杀学生。香港各界成立了“支持大陆人民争取民主联合会”，在跑马地举行二十四小时支持民主演唱会。虽然“六四”屠杀发生在远离香港几千里以外的北京，但是香港人民感同身受，不但参加各种游行集会，而且慷慨解囊捐助国内民主运动，气得时任港澳办副主任的李后先生不顾身分的叫嚷：香港成了反共基地！(两年以后，当香港人为华东水灾捐献出逾六亿港元，即平均每个香港人捐出超过二百元时，同一个李后先生改口说：香港是爱国基地，大陆高官的滑稽表演，真叫香港人哭笑不得)。
回忆“六四”，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有我七十多岁的母亲，那段时间她几乎是日夜守着电视机，只要一听到电视台播放特别新闻的前奏“嘟嘟嘟……”就立即放下手上的一切，紧张地盯着电视画面。当电视播出北京屠杀的场面，坦克车在火光熊熊中左冲右突，街上一片倒下的单车和死尸，我亲眼看见我母亲老泪纵横。家里的人包括小孙子去参加大游行和捐款，母亲都竭力支持。试想想，何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对故国如此一往情深，只有到了今天我执笔书写我们家祖孙三代在中国大陆的回忆录，才多少明白当年母亲心中复杂的情感。
母亲大家闺秀出身，外祖父留学美国并留在美加经商，母亲毕业于香港圣保罗女子书院，只因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的舅父三十年代在香港参加了地下共产党，49年率九龙海关起义，解放时被委任为接受大员，带我外婆和我母亲一家回祖国参加革命。他们都没有想到，满腔热情最后换来的是歧视和排斥，不久在香港居住了四十多年的外婆被抓回台山乡下“斗地主”，舅父受到“反地方主义”的牵连，母亲被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和我父亲同时被“隔篱审查”，家里只剩下两个年幼的妹妹……，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母亲七十多岁高龄才能重返香港旧地。父母亲这一代经历了远比我们复杂得多的事情，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和心灵所受到的创伤，非我们所能完全理解。
十五年漫长的岁月过去了，共产党几代接班人千方百计淡化“六四”，将暴乱改称事件，又将事件改称风波，但是全世界的中国人永远无法淡忘这心头的痛。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和中国知识界的脊梁刘晓波先生在极困难的环境里，坚持发出千万民众共同的呼声，要求为六四平反，值得全世界的中国人尊敬。
时移势易，今天中国人争取民主的战场移到了香港。香港人顾全大局，在忍受了共产党强加给我们的小圈子选举，假民主，从而造成经济衰退将近七年后的今天，终于再也不愿意忍受下去了，齐声发出０七、０八全民普选特首和立法会的怒吼！北大人慌了手脚，又是指使四大护法，香港土共恶言威吓，又是搬出邓小平僵尸的“爱国者标准”，又是强行“释法”设下重重关卡……，凡此种种只能让人进一步看清共产党反民主的嘴脸，绝不能阻挡七百万香港人对民主的强烈诉求。
十五年前和我一起参加香港百万人支持大陆民主运动大游行的小儿子，当年只有十一岁，如今在美国读书八年，大学毕业以后回到香港，参加了今年元旦十万人的争取民主大游行。他自己设计并且用计算器制作了一个标语牌，上面画着董建华先生肥胖的后脑，背景是中国的五星红旗。不过原来居中代表共产党的最大的一颗星改为最小，原来围在外面代表中国四个阶级的四颗小星改为最大。因为他以前问过我，中国大陆的五星红旗有甚么含意，我讲解了以后同时发表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任何的政党不应该是高琚人民头上的主人，而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古代哲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儿子同意我的看法，并据此制作了他的标语牌，引起了在场记者的注意和采访，儿子解释说，这个标语牌表达了董建华先生不敢面对七百万香港人民，只懂得面对和效忠北京。这张采访照片结果登载在次日的报纸上。这种自然的薪火相传令我非常欣慰，争取民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我们这代人看不到胜利的一天，我们下一代一定能够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