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强调指出，讨论中国能否稳定或者发生灾难与否的问题，与讨论中国发生革命与否、中国发生民主化改革与否的问题，这三者有重合，但不是一回事。人们常常混说了三个层面的问题。我个人特别关注的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会不会发生大动乱、大灾难，例如会不会再上演死亡几千万甚至上亿人的大惨剧。
有两种不同意义上的稳定，一种是官方自以为是的稳定，一种是具有社会发展活力的稳定。后一种意义上的稳定因素，中国几乎不存在，或者说很微弱，不谈，这里是从官方的角度来讨论。
官方的稳定，我将他命名为“窒息”，这是一种死的稳定，它既窒息社会的活力，也就必然会导致最终的窒息，“死”的意义在这里是双重的，一是过程，一是结果。这一稳定笼统说靠的是顽固的权力，具体说则有暴力工具的控制、物质经济资源的垄断、政治资源安排的独占，其中暴力控制是核心，各种既得利益的维护是实质。我在去年“六四”前夕给尊敬的鲍彤先生打电话，请教到他这样一个问题：从认识上讲，关于民主自由比专制好的道理现行领导人肯定也懂，在这个意义上，例如我这个普通知识份子肯定不会比例如李鹏高明，但是，认识是一回事，行为又是一回事，这怎么解释？鲍彤先生沈默片刻回答说：“是利益……”这道理我当然也懂的，人们的言行是由一个利益中轴支配的，在这一点上，绝大多数正常人都是一样的，正如在上帝眼里人们有同样的原罪。人们所有的认识行为都服从于追求与维护其利益的认识行为，现行统治者与民运力量、自由知识份子、普通工人农民和其他各色人等，概莫例外。
而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讲也就是两类，其一，权力结构是单一支配型的，统治集团是绝对自私的、人莫予毒排他性的，可以将它概括为不平等反公正的制度。至于它的具体样式例如奴隶制、农奴制、工奴制、智奴制等等的社会学区分，则是知识性的，相对枝节次要的。二是权力制衡分享型、人我共处、相对自私容他性的，可以将它概括为权利平等讲公正的制度。如今欧美地区左右翼互动相容，或者叫中左亦中右执政的状态，比此前的政治状态更体现了制度的公正──所谓制度就是人们的实际优势言行。至于宪政、共和、民主、自由等等，都是其具体一些的互相交融的方面。而总统制、半总统半议会制、议会内阁制等等，更是相对技术性的情形。反公正的制度是不稳定的制度，中国历史上的几十次改朝换代，就是明证。但是，必须承认，强势暴力利用人们求生的本能施加于人们的控制是可以有一定长度的，使用权术、权谋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苟延，中国的统治者现在就处在这一苟延中。
被统治者的被迫屈从也构成社会的稳定，我将这稳定命名为消极的稳定。服从选择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仅是民众的怯懦、忍耐、等待所致，还有相对来说较为理性的情形，例如那些房子起得较好、收入也还过得去的农民，尽管有户口制度的不公、土皇帝的压榨、外出时遇到的歧视、收入难以增长或者在减少、环境严重恶化等等痛苦，他们的苟活心理还是不能低估的。而城镇人口呢？卖了新房子的、银行里有一笔存款的、工作收入还过得去的、天天埋怨股市低迷却也不希望股市崩溃的，这些人的心理还是不希望乱的。我相信，深刻的思考表明，民众中的求稳怕乱心理，不完全是出于利益本能，也有相当的理性自觉成分。设想一下，一旦乱起来，一个清醒的股民首先会想到无疑是他的股本命运。
将上述两方面综合起来，我的观察是，中国当局除了主要依靠传统政治手段维护稳定外，早已自觉不自觉地出于正当不正当的动机，力图使民众越来越多地缠绕、陷身于既定利益格局了。例如实行股份制、股市融资，理念上的市场经济改革与动机上的圈钱自肥，既有名义上的正当性又有实质上的非正当性（明知不够上市的条件也大多成了上市公司，并且民营经济几乎不能分享股市资源）。还有钜额国债，那些购买了国债的人们当然希望稳定而不希望出现动乱的。
又其实，20多年的对外开放，客观上使得外商乃至一定意义上看的外国政府，也已经与中国权力集团结成了利益关联体，特别是参股基础设施与投资长线制造业的外商，更是利益紧密相连。加入了WTO，只会使这一过程加快加深。我近来老寻思：那些WTO的规则究竟是确保赚钱活动的安全可靠成分大呢，还是确保赚钱活动的长期可持续，因而必定很在乎赚钱环境稳定的成分大呢。目前我是既看到它有利于中国进步的一面，因而我非常赞同加入──好歹使中国获得了新的动力，又看到一些专制国家已经是它的老会员的事实（可以断言：WTO不必然导致专制的覆灭）。
坦率说，我个人是希望稳定的。但上述稳定因素并不让我乐观，因为我看到的中国不稳定的因素要大大超过稳定的因素。因此，我当然特别留心中国发生灾难的作用力──官方的颟顸顽固当然是第一大作用力。我愿向人们进一步说明我的忧虑。
2002年6月18日
(转自《学而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