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岩：印度大选和“三个代表”

本来要在今年底才进行的印度大选被提前了，这是执政的人民党利用执政业绩而采取的一种竞选策略。这些年来的执政在外交方面，改善了和中国的关系，缓和了与宿敌巴基斯坦的对峙；在经济方面，经济年增长率高达8％，外汇存底也一举创下一千一百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瓦帕依政府以“印度发光”作为本次选战口号，希望凭上述政绩继续执政。

这么辉煌的业绩, 加之今年风调雨顺所带来的农业大丰收、民调支持率的节节上升，执政党的顺利胜选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选举的结果却恰恰相反。一些分析家指出，上述经济的发展并未真正照顾到多达三亿的贫穷人口，他们每天生活费不到一美元，对这些乡村贫苦大众来说，大量兴建的高速公路远不及兴建维修乡间道路重要，高经济成长率也并未使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包括最基本的饮水和用电问题，更重要的是：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所奉行的经济政策中没有能反映出对贫苦大众处境的关心。

印度大选的结果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印度的民主制度；同时也反映了执政者所奉行的政策、执政的好坏，是否真正代表了最广大国民的利益，不是执政者自己说了算的，国民会用选票来打分的，谁代表了他们，他们就选谁。

而在中国江泽民高喊了几年的“三个代表”到底代表了谁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指出：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2002年已达到三点一，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而对农村居民来说可望而不可及的各种实物补贴，如公费医疗、国家对中小学的大量财政补贴、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等计算在内，那么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就有九亿农民，他们的情况如何，我们从《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标题就可以看出：

第一章 殉道者
第二章 恶人治村
第三章 漫漫上访路
第四章 天平是怎样倾斜的
第五章 弄虚作假之种种
……

书的作者调查中到过安徽省淮北平原上的一个村庄，竟发现那里的许多农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使调查者感到震惊。有一家，全家人居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过了一个春节，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刚解放那几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在书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

城镇的情况如何？中国大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严浩，在近期“了望”周刊上撰文指出，中国大陆城镇地区至少存在三千万个就业缺口，城镇失业率最高可能达到百分之十。

这样的弱势群体即使想上访反映一下自己不幸的遭遇也不行。一位上访的农民说：“我们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日无逗鸡之米，夜无鼠耗之粮，上访十载，亦无着落，仰问苍天，生命几何！”；“中国农民调查”中有一章专门讲：漫漫上访路，可见上访的艰难和危险；今年4月27日，几百名公安在北京上访村逮捕了1000多上访群众，5月8日，又再次到上访村逮捕并打伤了一些上访人，而且在其他上访群众聚集的信访部门进行没有理由的任意逮捕，以免联合国去中国调查酷刑时“有碍观瞻”。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平上访的结果就是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三个代表”就是这样体现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

中国在这几年的经济发展中到底谁是真正的受益者？今年“两会”期间，大会主席团收到代表和委员传递上来的便条三百五十多张，被点名的高官有：黄华华、张高丽、刘淇、陈良宇、李长春等，便条上称这些高官为“新生千万富豪”、“富豪省长”、“别墅书记”、“假、虚、浮常委”……。这些靠工资收入、高唱反腐的大官们不知是怎么富起来的？

中纪委十多年来，六次提出的公开财产提案被否决，你就可以想像真正的中国富豪是谁了，谁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最近一个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在发表对美国“虐囚案”评论时说：我想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讲，我刚才穿过北京，华灯初上，车水马龙，我们都在幸福的和平生活当中……

是啊！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三个代表”即使写入宪法，又能说明甚么呢，香港人民素质并不比印度人民低，可是他们在一国两制的香港想普选特首都不允许，难道香港人民不知道要选一个能真正为香港人民谋利的特首？“三个代表”到底在代表谁已昭然若揭！

尽管在江泽民眼中的中国人民的“素质不高”，但他们的日子过得到底好还是不好，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中国也可以全民大选的话，他们一定会把高唱“三个代表”的江泽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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