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有意义”的数字堆在一起，这么多“有意义”的事件、人物堆在一起，当中自然有很不寻常的政治意义，把这些事件、人物的命运放在一起透视，定能看出其间深刻的血脉联系，看出困扰中共和中国历史走向的种种政治问题。
江泽民率先打压民运
一九八九年的春季，中国大陆爆发了一场极其伟大的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这场运动是由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突然病逝触发的。是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病逝，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有学生和市民自发地向这位人民爱戴的总书记献上了悼念的花圈，有人写诗词、演讲，开始为胡耀邦在一九八七年初被中共极左保守势力整下台鸣冤叫屈。这情景极像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当时学生、市民也是以悼念周恩来为名抨击当朝权贵，发泄不满，展开政治动员的。
人们对胡耀邦的悼念，引发出对中国当代腐败政治的强烈批判，引发出要求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民主、法治社会的强烈诉求，引发出人们对自由、人权必须受到保障的强烈渴望。这些批判、诉求、渴望，代表了时代进步的潮流，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方向，是中国走向光明、共产党走向自我革新之路的希望。
当时，北京的学生、市民在作出上述表示时，所用的是中国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请愿、静坐、游行，他们的行动不仅有法可依，而且非常和平、理性和有秩序；他们并没有提出激烈的变革，只是要求和政府对话，要求政府承认他们的要求和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而已。
然而，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却把学生、市民的和平、理性、有秩序、合法合理合情的行动定性为“政治动乱”，并发出了打压的警告。
此时此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正在北朝鲜访问。所谓“政治动乱”的定性是由邓小平听取了李鹏、李锡铭、陈希同等人的汇报之后作出的。这种颠倒黑白的定性，自然激起了强烈的民怨，但学生和市民仍然十分理性，这之后举行的百万人大游行都非常和平、非常有秩序。
封《世界经济导报》激化矛盾
赵紫阳总书记很不赞成《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定下的调子，很不赞成对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采取打压的态度，他提出了在法律的框架内用对话的方法来解决这次危机，并考虑人民提出的改革诉求。
就在这时，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在上海率先采取了打压行动，他下令封闭了在上海出版的《世界经济导报》，原因是该报刊登了悼念胡耀邦的文章，宣传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召开了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对时局发表了批评性的看法。
江泽民的做法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引来了党内外全国性的抗议，赵紫阳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江泽民的举动破坏了他的“对话方针”。为此，江泽民曾惊慌失措，打算向赵紫阳和中央作检讨，还是老谋深算、上层消息比较灵通的曾庆红（时在上海任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劝江泽民“看看再说”，因为当时中共最高层的权力斗争、政治斗争明暗莫测，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六四”改写两位总书记的历史
赵紫阳、胡启立、阎明复等中共改革派终于敌不过以邓小平为首的保守镇压派。五月十九日北京宣布戒严，邓小平以中央军委主席之身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将北京城围似铁桶，这一天赵紫阳被逼辞职，并立刻遭到软禁，失去了自由。从这时起，邓小平和中共诸位元老以及李鹏等人已经周密部署用军队血腥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将这场伟大的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打下去。
六月四日凌晨坦克车、机关枪和数以万计的大兵在北京城内、天安门广场横冲直撞，狂扫滥射，对所谓“反革命暴徒”也即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格杀勿论！这一夜，北京城陷于火海、血海之中，史称“六四屠城”！
“六四”屠城之前，“五一九”戒严之后，江泽民奉命秘密进京，参与策划和执行了“六四”大屠杀。江之所以被召入京，是因为中共元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邓颖超、王震、薄一波、宋任穷等已经“达成共识”，由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取代被黜的赵紫阳。江泽民“临危受命”，战战兢兢。在血泊中，天上掉下了一场大富贵，他做梦也没想到。
中共党的历史，江泽民个人的历史，因八九民运和“六四”屠城而改写。“六四”事件之后，江泽民正式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被邓小平册封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半年后，又从邓小平手中接过了中央军委主席的权杖，邓小平带着一身血腥宣布彻底退休。
这段时间，中国大陆、党内党外一片白色恐怖，极左路线大回潮，“反和平演变”之声甚嚣尘上，改革开放遭到批判和清算，党内外的民主力量遭到残酷镇压，无数人被捕入狱，被判重刑，这是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最黑暗的时期。
这个时候的江泽民个人权力还极不稳固，还未摆脱儿皇帝的尴尬之境，但在政治上干得兴高彩烈。因为他在政治上完全认同这套左的东西，认同对民运的镇压和对改革开放的清算，因为他“荣登大宝”得益于此。
然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却感到了巨大的危机，极左路线的复辟将把他的“伟大事业”毁于一旦，他自己也将在政治上难逃被清算的命运，于是，一九九二年春，展开了他生平最后一次政治上的“帝国反击战”。此时邓小平虽然早已全退，不担任任何职务，却通过杨尚昆、杨白冰兄弟继续操控军权，他在党内外仍然具有无人可以匹敌的巨大的政治影响。
邓小平的“帝国反击战”中心思想就是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不但不能停，而且要加快，“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在改革开放问题上不存在甚么“姓社姓资”的问题，挑起这个争论是左的表现，是企图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代替以“发展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路线”的彻底背叛。
邓小平一厢情愿铸大错
邓小平的反击，令江泽民在政治上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江泽民在曾庆红的谋划和运作下也作出了两点退中有进的“防御性部署”，一是向邓小平在政治上认错输诚，立刻转向，高调支持加快改革开放；二是制造谜团、故布疑阵，让邓小平相信杨尚昆、杨白冰兄弟有可能支持党内部分人士对“六四”事件展开翻案。
最后关头，这两条部署显然对邓小平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他接受了江泽民的认错输诚，取消了“换马”之意，并废掉了杨氏兄弟的军权，举荐刘华清、张震等老军头辅佐江泽民执掌军权；至此，江泽民转危为安，并向摆脱儿皇帝的命运迈出了一大步。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是江泽民从儿皇帝变成真皇帝的转折点。
不过，邓小平仍然对江泽民不完全放心，仍然把他视为过渡人物，他在中共十四大上为江泽民指定了一位接班人｜四十九岁的胡锦涛。按照邓小平的设想，中共十五大时，七十三岁的江泽民应该全退，届时五十五岁的胡锦涛应该成为中共第四代领导核心。
然而，这是邓小平的一厢情愿，他也大大低估了江泽民。第一，到了中共十五大的时候，江泽民的权力已经完全巩固，他也刚刚尝到了当皇帝的滋味，这个时候让他自动退休、放权是绝不可能的，何况他还有“上海帮”和家族的巨大利益要保护。
第二，江泽民要退，要全退，也必须找到自己认为合适的接班人才行，这是任何一位曾经大权在握的政治人物在考虑结束其政治生涯时必须解决的前提；而胡锦涛恰恰不是江泽民自己选择、认可的接班人，是邓小平为他隔代指定的。邓小平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政治运作的常识｜轻则受阻重重，弊端丛生，重则引发激烈的权力斗争，甚至废立之举。
胡锦涛一忍再忍半接班
一九九七年二月邓小平病逝。当年十月中共召开十五大，七十三岁的江泽民继续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个人权力未放一丝一毫，和他同岁的乔石则被迫完全退休，不再担任政治局常委和人大委员长。江泽民的权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在中共最高层已到了全无敌手的境界！
于是，胡锦涛要再忍五年才有希望接班。那时，中共最高层的“共识”和江泽民本人摆出的架势，到了中共十六大时，他是一定要全退，由胡锦涛登基接班的。
然而，所谓“政治上的共识”和政治人物的某些身段、架势、许诺，从来就是靠不住的，是说变就变的。在此期间，江泽民一方面全力进一步强化自己在各方面的权力，一方面大力培养自己选中的接班人曾庆红。
曾庆红的冒起，成为“六四”事件至今十五年来中共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的变数，一个可能影响中共高层权力接班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因素，有全局性的意义。
又是五年过去，中共即将召开十六大，江泽民的权力虽然已经极为巩固，但碍于自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干部年轻化和废除终身制的大势，碍于邓小平生前安排的政治余威，碍于曾庆红一下子取代胡锦涛条件尚不成熟，碍于胡锦涛政治上小心谨慎、从不犯错，碍于自己七十有七，还是不得不在十六大上交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后来又交出了国家主席的职务给胡锦涛，让胡在党、国最高职务上“顺利接班”。
然而，真正的权力交接问题只是开始，并非结束。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依然出任中央军委主席，用枪指挥党；曾庆红一下子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越升为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之后又出任国家副主席，江泽民的上海帮和心腹亲信在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内占了多数席位，各要害部门皆由江系人马和曾庆红的马仔把持。胡锦涛的权力相当“空洞”，有其名而无其实也。
所有这一切，都是江泽民要把胡锦涛彻底架空或有机会兴废立之举作准备。这是十六大之后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承传了“六四”事件以来的政治脉络，是十五年政治形势、权力斗争发展的结果，所谓“胡温新政”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并受到其强大制约和影响的。
效法老邓才能开出新局面
胡锦涛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最能忍的接班人，最能“不犯错误”的接班人，他熬了十年，在名份上终于接了一半的班，这在中共历史上也是怪事一桩。熬了十年，名份上得了一半，剩下的路不是好走了，而是更难走了，危险和风云更多更难测了。“六四”事件十五周年，决定开枪镇压的邓小平已死，但“六四”的直接受益者江泽民依然大权在握。胡锦涛和江泽民一样，虽然都是邓小平册封的接班人，但他们冒起的政治背景并不相同，他们之间并非“系出邓门”而关系良好。恰恰是他们之间心病极重，且存在严重的权力斗争，这都是邓小平过于自信、包办代替种下的祸根。胡锦涛和江泽民斗法，“六四”事件可以是一张牌，也可以是引火上身的炸药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六四”事件未在胡锦涛手里翻案、平反、正名，他的所谓“新政”就一定微不足道，就不会在中共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因为在“六四”冤案之下，中共不可能在政治上开出新局面！
胡锦涛是忍功了得的聪明人，他肯定反覆思考、不断掂量过“六四”这张牌和这颗炸药。是福是祸，是利是弊，全看在甚么情况、甚么时机下怎么运用。当年，邓小平打“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昭雪这张牌，打平反中共建国以来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这张牌，逼得华国锋在政治上节节后退，在权力上步步萎缩，在人心上迅速丧失。现在看起来，此事好像顺理成章，邓小平稳操胜券，其实在当时也是政治风险极大、各种阻力极强的事情。毛泽东当时尚享有极高的声望，“凡是派”的思想也极有市场。邓小平在政治上、权力上并不占优势。
然而，邓小平最终赢了，这原因是他巧妙地把握了人心的向背，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非常高明地运用了政治谋略和手中的权力。邓小平将上述三者结合起来，不仅平反了冤案，击败了政敌，而且在政治上开出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新时代。
现在，轮到胡锦涛了，在他面前也摆□一个天大的冤案，这个冤案是由当年邓小平定性和一手造成的，今天，江泽民维护这个冤案不容平反犹如当年华国锋不容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和为建国以来一切冤、假、错案平反。今天的胡锦涛如果没有当年邓小平的智慧、勇气、谋略、魄力去解决“六四”问题，那么他不但开不出新的政治格局，而且其权力地位也无法得到真正的巩固和扩展；他的结果只是能有二：一是无所作为被“阴干”、退休；二是干脆被人挤下台。
(2004年6月前哨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