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文革真实记录: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2004-06-04 22:42 作者: 冯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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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 8岁 女 Y省G市学龄前儿童

  愈揪不出爸爸愈冒火--公安局确定反动标语是一米二左右孩子写的--糖果、看电影、割掉爸爸的鼻子喂老虎--我被押到刑场面对一杆枪--“别怕,孩子,他们在逗你玩儿呢!”--为什么那次不枪毙我?--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


  你要求亲身经历文革的人自己口述,我想转述一个故事给你。这是当事人亲口讲给我的。我一直打算把它写成小说,可是读了你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些篇章后,觉得这故事放在你的书中更合适,我想你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深刻的典型,更能揭示文革的残酷性。

  这故事的主人是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怎么,你不信?对,八岁,不是十八岁。她面对一口枪时,并无绝望心理,相反认为好玩。你别急,我说这故事马上讲给你,而且完全如实地讲,不加一点虚构的渲染。我知道你要求一种事件本身的彻底真实。

  那是1979年,云南边境的战火未熄,我去前线采访。由北京飞到昆明后,忽然感到胸闷,喘不过气。有人说这是高原反应,往南走地势低就会好些,我便一天也没在昆明停留,拉上两个从北京来的画家搭伴,乘车经K市到达G市。据说由G市再往南必须翻山越岭,必须搭军车。天色已晚,不容易找到车搭,便在G市过夜。G市已经很有些前线气氛了。街上有许多军人;不少装满军用物资的大卡车,蒙着大网,插满松枝做防空伪装,停在道边;人们谈话也大多是战争内容。我们跑了几家旅店都因客满而碰壁。经市委安排,我们住进市委的第一招待所。

  在招待所食堂吃晚饭时,服务员是个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少女。她好勤快,可给我们上菜时一看我就笑。她长得漂亮,一笑更漂亮。但这不是城市常见的那种艳丽的、时髦的漂亮,而是像云南山水,清亮照人,一无修饰。我真很少看到这样一双透亮的眼睛,她撩起眼皮看你一眼,就像在钢琴的高音区敲一下琴键。随便一笑,都是把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觉送给你。可她不像一般云南姑娘那么矮小,倒像北方乡间的女孩子,红扑扑脸蛋;端起菜碟来,那骼膊是方的,手腕很粗,指头都是圆圆的。她的漂亮是溶在一种淳厚的气质里。我问她:“你为什么总笑我?” 她说:“你个子太高嘛!”又一笑。她说得直了了。也许我见到城里的姑娘都太会说话,会装腔作势和绕弯弯儿,一遇到这种纯朴的女孩子,就像出城到乡野看到树林、草原、飞鸟、自在流淌的河水那样,一片自然,令人欢愉。我同行那两位画家比我对美更敏感;画家的天性是抓住美不放。他俩向她提出,晚上她下班后,请她到我们房间,为她画像。她表情似乎有些为难,可是当两位画家告诉她,我是个作家时,她专意看我一眼,这回没笑,竟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晚上,她来了。刚刚下班,白布围裙还没解下,进屋时使围裙擦着刚洗过而湿淋淋的一双白手,这滚圆的小手给凉水刺激得通红。两位画家请她坐下,支起画板,这时她略略有些拘束。一位画家说:

  “老马,你跟她聊聊天,她就会放松了。”

  我笑着对她说:

  “你不怕作家吗?”

  不料她挺郑重其事地说:

  “我正在找一位作家,写写我。”

  我大笑起来,说:

  “你一个小姑娘有什么好写?写你哭鼻子吗?”

  更不料,她那明亮的眼睛一下子暗下来,好像乌云的阴影顷刻笼罩水面,居然一种忧虑的、愁惨的、苦涩的情绪灌满了她的眼眶。这决不是一个纯真的少女应有的神情,倒像一个饱经苦难的人才有的目光。她自言自语地说:

  “你不写,将来我练习,自己写!”

  我怔住,难道这姑娘真有什么非凡的经历?我点点头说:“好,你说,我给你写。”就在说这话时,我要命也想不到,她竟然说出了下面一番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她说:

  “我当了十年反革命,去年才平反!我父亲是市委的中层干部,我家住在市委宿舍大院。文革开始时,我6岁,那时什么也不懂,记的事也都模模糊糊,有的事还记错了。比如我记得一次有一群人闯进我家翻东西,打了我一个大耳光,很疼。后来爸爸说,没人打我,那是打爸爸的。大概我记得的只是一种感觉。打爸爸就像打我,很疼很疼的感觉。爸爸在文革前是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文革开始时挨批,靠边站了。后来造反分两派,爸爸参加了一派,偏偏‘支左’的军队介入,支持另一派,爸爸就倒霉了。可爸爸这派大多是市委的中层干部们,组织性强,文革初大小都被冲击过,更不敢做半点打砸抢那类过火的事情,对立面抓不住把柄,很难把爸爸这派搞垮。但一次两派大联合谈判时,爸爸这派头头没注意,把一本《红旗》杂志坐在屁股下边。对立面有个精明的人上来一下抽出《红旗》杂志,里边有毛主席的照片。那时的杂志几乎全有毛主席像,这么一下就被对方揪出来。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军宣队立即宣布爸爸这派是反动组织,这派马上垮了。开始揪坏人,凡是过去有点问题的都给打成阶级报复分子、黑帮分子、反革命分子。可他们拿爸爸没法子,爸爸没有短儿。他以前当干部处处长时,总得罪过人,有人恨他,恨不得这下把他整下去。派出不少人内查外调,愈查不出问题火愈大。爸爸本来是不抽烟的,那时却天天抽许多烟。一天抽烟睡着了,把棉褥烧个大窟窿,多亏妈妈一盆水泼上去。真烧起来就会被人家说成放火搞破坏或企图畏罪自杀。压力真是压足了。我妈的心脏不好,整天闹心跳。不知哪天要出什么大祸,可没料到一天出了一件意外的事,目标全集中到我身上。

  “这天,我们市委宿舍大院的院墙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写着‘打倒毛主席’五个字。公安局来查,根据现场情况确定,是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写的。他们根据三条:一是反标的位置离地一米,比成年人蹲着写高,又比成年人站着写矮,正好是小孩站着写高矮正得劲的高度;二是字迹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笔迹;三是成年人写这种反标不会写‘打倒毛主席’,应该写成‘打倒毛泽东’。市委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总共十一人,当时排排队,确定四个重点,都是父母有问题的。只有父母有问题,孩子才可能写这种反标。这时,爸爸对立面那派插手了这件事,说是协助公安系统破获这起重大反革命案件,内定重点是我。说我爸爸反动,又狡猾,对文化大革命怀恨在心,教唆我写的。当然,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是想搞爸爸。当时我八岁…… 

  “他们把我弄去,开始是拿糖哄我承认。从小我爸爸就绝对不准我说瞎话的,也许由于这严格的家庭教育,救了爸爸他自己,我说不是我。他们便送我小人书,画片,还要带我去看电影,我还说不是我。他们就冒火了,那群大人围着我一个小姑娘拍桌子打板凳吓唬我,说我再不承认就去打我爸爸,还说他们要使什么法子打--说用钢笔扎爸爸的眼睛;说用绳子勒住爸爸脖子不叫他吃东西,活活饿死,还说用刀一块块割掉爸爸的肉、手指头、耳朵、鼻子、舌头,一样样带着血扔进公园的笼子里喂老虎。说着真拿起一把刀,装作马上就要去的样子。我吓得哭呀,求呀,怕呀,叫呀,可是还是没说瞎话。我那时才8岁呀,很容易受骗,很容易被吓得上当,为什么始终咬住没胡说,自己也弄不明白。现在想起来真后怕,万一上了他们圈套,一句话,爸爸早给枪毙了……那我也活不到今天,等长大懂事,自己也会悔恨自己而自杀了……

  “那段时间,他们为了给我增加压力,把我当作反革命,当作真正的囚犯关起来,不准我和爸爸妈妈见面,倒是很少打我,但常饿我。每天提审一次,随后他们好像没招儿了,就把我弄到市委大院批斗,也挂上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 ××’。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上‘叉’。那天给我的印象很乱;围着许多人喊口号。我一眼在人群里看见妈妈,她睁大眼睛全是泪水,头发很乱,我大叫一声:‘妈 --’就昏倒了。后来放出来,妈妈说,那天她并不在场,倒是通知她必须去参加我的批斗会,可是她心脏病突然发作,没去。

  “一天,我不想说那一天是几月几日。我家永远记得那日子,我一说,我现在立即就会……就会……好,我就说这天的事吧……

  “这天,他们说今天要枪毙我。我不懂什么叫枪毙,问他们,他们说,就像电影里打敌人那样,开枪打死你。我哭了,我说我再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吗?他们说,永远也见不到,而且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认是你爸爸叫你写的,就不枪毙你。我说,不是我写的,我想见爸爸妈妈……

  “我给他们带到刑场,一片大开洼地,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后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给绑着,没捆我,可我吓呆了。对面一排人拿枪对着我们,其中一杆枪对着我的脸,我忽然看见不远一群人中有爸爸!后来才知道他们在逼爸爸,叫他承认是他叫我写的反标。我放声大叫爸爸,要跑过去。这时管执行的人大喊一声:‘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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