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二月邓小平病逝。当年十月中共召开十五大，七十三岁的江泽民继续当头，个人权力未放一丝一毫，和他同岁的乔石则被迫完全退休。江泽民的权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在中共最高层已到了全无敌手的境界！
然而，所谓“政治上的共识”和政治人物的某些身段、架势、许诺，从来就是靠不住的，是说变就变的。在此期间，江泽民一方面全力进一步强化自己在各方面的权力，一方面大力培养自己选中的接班人曾庆红。
曾庆红的冒起，成为“六四”事件至今十五年来中共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的变数，一个可能影响中共高层权力接班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因素，有全局性的意义。
又是五年过去，中共即将召开十六大，江泽民的权力虽然已经极为巩固，但碍于自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干部年轻化和废除终身制的大势，碍于邓小平生前安排的政治余威，碍于曾庆红一下子取代胡锦涛条件尚不成熟，碍于书呆子胡锦涛政治上小心谨慎、从不犯错，碍于自己七十有七，还是不得不在十六大上交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后来又交出了国家主席的职务。
然而，真正的权力交接问题只是开始，并非结束。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依然出任军委恶首，用枪指挥党；曾庆红一下子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越升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之后又出任副主席，江泽民的上海帮和心腹亲信在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内占了多数席位，各要害部门皆由江系人马和曾庆红的马仔把持。书呆子胡锦涛的权力相当“空洞”，有其名而无其实也。
所有这一切，都是江泽民要把胡锦涛彻底架空或有机会兴废立之举作准备。这是十六大之后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承传了“六四”事件以来的政治脉络，是十五年政治形势、权力斗争发展的结果，所谓“胡温新政”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并受到其强大制约和影响的。
效法老邓才能开出新局面
中国主席、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最能忍的接班人，最能“不犯错误”的接班人，他熬了十年，在名份上终于接了一半的班，这在中共历史上也是怪事一桩。熬了十年，名份上得了一半，剩下的路不是好走了，而是更难走了，危险和风云更多更难测了。“六四”事件十五周年，决定开枪镇压的邓小平已死，但“六四”的直接受益者江泽民依然大权在握。胡锦涛和江泽民一样，虽然都是邓小平册封的接班人，但他们冒起的政治背景并不相同，他们之间并非“系出邓门”而关系良好。恰恰是他们之间心病极重，且存在严重的权力斗争，这都是邓小平过于自信、包办代替种下的祸根。胡锦涛和江泽民斗法，“六四”事件可以是一张牌，也可以是引火上身的炸药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六四”事件未在胡锦涛手里翻案、平反、正名，他的所谓“新政”就一定微不足道，就不会在中共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因为在“六四”冤案之下，中共不可能在政治上开出新局面！
胡锦涛是忍功了得的聪明人，他肯定反覆思考、不断掂量过“六四”这张牌和这颗炸药。是福是祸，是利是弊，全看在甚么情况、甚么时机下怎么运用。当年，邓小平打“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昭雪这张牌，打平反中共建国以来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这张牌，逼得华国锋在政治上节节后退，在权力上步步萎缩，在人心上迅速丧失。现在看起来，此事好像顺理成章，邓小平稳操胜券，其实在当时也是政治风险极大、各种阻力极强的事情。毛泽东当时尚享有极高的声望，“凡是派”的思想也极有市场。邓小平在政治上、权力上并不占优势。
然而，邓小平最终赢了，这原因是他巧妙地把握了人心的向背，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非常高明地运用了政治谋略和手中的权力。邓小平将上述三者结合起来，不仅平反了冤案，击败了政敌，而且在政治上开出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新时代。
现在，轮到胡锦涛了，在他面前也摆着一个天大的冤案，这个冤案是由当年邓小平定性和一手造成的，今天，江泽民维护这个冤案不容平反犹如当年华国锋不容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和为建国以来一切冤、假、错案平反。今天的胡锦涛如果没有当年邓小平的智慧、勇气、谋略、魄力去解决“六四”问题，那么他不但开不出新的政治格局，而且其权力地位也无法得到真正的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