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采与刘文学——读笑蜀的《刘文采真相》有感
发表:2004-06-09 01:07
刘文采这个人,我自小就知道。上小学时我们的美术课本上就有泥塑《收租院》。后来上初中时学了《社会发展简史》,里面专门有一节谈到冷月英坐水牢、刘文采老婆吃鸭蹼宴的故事。可以说,自小被灌输的东东印象特别强烈,至少在我读过笑蜀先生的《刘文采真相》这本书之前,我对以往的教育是深信不疑的。
除了刘文采这样的恶人,我小时侯还学习刘文学这样的英雄。刘文学这个人,现在年轻人可能知道得不多,但这名字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大地可是如雷贯耳。刘文学有什么英雄事迹呢?我被告知:一个地主阶级分子偷生产队地里的菜,被刘文学撞见,我们的英雄少年怀着满腔的阶级义愤,与地主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要去检举他。反动透顶的地主分子拿出一元钱,想腐蚀我们的英雄少年,但被英雄少年严词拒绝。于是地主分子恼羞成怒,掐死了刘文学。后来我国还出过个“刘文学式的好少年”,为的是一捆猪草,可惜我没能记住名字。再后来,刘文学及“刘文学式的好少年”的名字,渐渐地被人遗忘,很少有人提起了。
刘文采,刘文学,这两个同出于四川,名字仅有一字之差的刘氏族人,成了我童年时代“坏蛋”与“好人”的典型代表。
渐渐长大了学会了自己动脑筋,学会了自己观察事物。对刘文学这个原本光辉的形象,我逐渐有了新的认识。什么认识呢?那就是刘文学这个人绝不是什么捍卫社会主义集体财产的英雄,而是“极左”政治路线煽动的受害者。试想:刘文学事件发生的1959年11月18日,“地主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10年之久,已经成为“贫下中农”,不但和所有的农民一样面临着饥荒的威胁,而且还遭受着额外的政治上的歧视,以及体力上的超负荷支出(那个时代,出身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子女在“大跃进”中,总是能分到更多的劳动配额)。在当时“一大二公”、“大办食堂”而食堂又无可以维持人们生计的必要粮食的情况下,偷生产队的东西充饥或换钱是很普遍的情况,只能被理解为求生的本能。我想,作为队里看菜园者的刘文学,绝不会没有看到过“贫下中农”们偷吃、偷拿队里的东西的事情发生,然而,直到遇到这个昔日地主之前,刘文学并没有成为英雄。
姑且不论这个“地主分子”以前究竟是鱼肉人民的恶霸,还是靠辛辛苦苦积累财富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但想想这是在1959年,那么这个“地主分子”肯定已经不再是什么有钱有势的人了。对于昔日的地主,今日的贫下中农、社会弱者,刘文学并没有什么同情心。在那个时代给他的教育就是地主是“阶级敌人”,是另类,是贱民,不但要时刻警惕,还可以任意欺负。这种不同情弱者,反而对落难者落井下石的思想,是我们国家国民的一大恶劣天性。在解放前,当官僚资产阶级、地主恶霸横行的时候,穷人是弱者,但很多人却趋炎附势,主动去当这些压迫者的帮凶与帮闲。解放以后,穷人翻身了,然而却又按照思想和以前的财富,再次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还是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尽管这些人经过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已经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还是很多人,再次做了趋炎附势的勾当,他们继续对弱者落井下石。到了改革年代,时代造就出一批靠非法手段敛聚财富的暴发户,一批腐败官僚,又有一些人继续充当强者的帮凶与帮闲,他们不指责腐败官僚把国企搞垮,不指责“富翁”们为了发财伤天害理,而是指责工人“懒惰”,说这是“阵痛”。是啊,不同情弱者,据说这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据说这是很符合生物学进化道理的。
就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像戏台上川剧的变脸,什么时代都能与当时的权势巴结上。他们在旧社会叫“富贵”,到文革叫“卫东”,到新时代叫“旺财”。他们抛弃良心,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唱着虚假的高调,宣扬看似庄严神圣实则荒谬绝伦的“理论”与“道德”。而这种“道德”,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是“吃人”的道德;这种“理论”,在我看来是“吃人”的理论。我当然不能说刘文学就是这种人,因为他不过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他幼小的生命,就是被这吃人的“道德”和“理论”所吞噬。但是,问题在于他不仅仅是吃人道德理论的牺牲品,他还是吃人道德理论的帮凶。如果他能有一些同情心,能有一种公允的眼光看待那个偷菜的贱民,我想,他的生命不但可以延续,而且还会让我们这些新一代人肃然起敬。
至于《刘文采真相》这本书所透露的,由于跟我以往被灌输的知识几乎截然相反,我既不是当事人,又没有实地调查过,因此我不敢武断地断定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因此,在对《刘文采真相》一书的态度上,我从没有敢妄下结论,一直在以一种旁观的角度来观察。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我新买的《我的父亲贝利亚》一书中所透露的事实,与我以前了解到、对贝利亚的“盖棺定论”也是截然相反。但是我认为,在经历了这么多截然相反以后,我对这些历史事件了解不是更糊涂,而是更清楚了。
俄罗斯当代出版社为贝利亚之子谢尔戈·贝利亚的《我的父亲贝利亚》作序时写到:“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同等意义上接受他的结论和评价,这很自然。但是读者应当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用自己的方式来认识时代和各种事件..….这本书是否人人看了都真实,就让时间来裁决吧!”这个评论我非常赞同,我相信,《刘文采真相》一书是否经得住历史的裁决,不是任何人现在能决定的,而只有时间才能决定,任何想以自己的几句口号和几顶帽子来代替历史的裁决的人,他的任何努力注定是徒劳的,也许会得一时之逞,但他们必将遭到历史的无情审判和我们的无情嘲弄。
任何一本以严肃态度描写历史的书,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历史细节,可以让我们以另外的角度以及更清晰的眼光看待历史。这没有错,因此我认为对历史书籍的作者的劳动,应当尊重。然而,就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想我们了解的更多,他们只想让我们知道他们认为能够让我们知道的。这种他们想让我们知道的东西,有的经过阉割,有的经过篡改,有的则是彻底的无中生有。每当有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材料问世,他们都会急不可耐地跳出来,“乏走狗”、“接受雇佣”、“反华势力的帮凶”等帽子漫天飞--对,资产阶级政客在污蔑伟大的十月革命时,也试图把“德国参谋本部的间谍”的头衔加给列宁。然而历史证明,这些从阴暗角落里射来的毒箭,反而证实了他们自己的渺小和无能。我今天谈论刘文采,根本不是为这个跟我们八竿子打不着的恶霸地主辩护,而是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知情权--我们有这个权利,任何人休想剥夺我们的权利。
不过,作为对作者个人的建议而言,我还是觉得笑蜀先生最好不要选取刘文采这样的人来描写。因为首先,即使刘文采的“水牢”等东西并不存在,但他作为旧中国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一点不冤枉他,他毕竟有很多残酷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行。选取他作为研究对象,一开始就会把自己放在“为权势说话”的不利地位上(当然,现在他早已不是什么“权势”了);其次,俗话说狗急跳墙,也有很多人就是靠炮制刘文采的“水牢”起家出名、当官发财的,选取他作为研究对象,势必断绝这些人的生路财路官路,必然会遭到这些人的垂死反抗。而他们的反抗,至少是得到当权者支持的,而笑蜀先生却孤军奋战,力量不成正比;还有一些人,比如那个从没坐过水牢而一提起水牢居然就能泪流满面的超级演员,她实际上是被形势所迫,也是受害者,文章中对她似乎有些苛刻了。
无论如何,我希望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里,不要再出刘文采,也不要再出刘文学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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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采,刘文学,这两个同出于四川,名字仅有一字之差的刘氏族人,成了我童年时代“坏蛋”与“好人”的典型代表。
渐渐长大了学会了自己动脑筋,学会了自己观察事物。对刘文学这个原本光辉的形象,我逐渐有了新的认识。什么认识呢?那就是刘文学这个人绝不是什么捍卫社会主义集体财产的英雄,而是“极左”政治路线煽动的受害者。试想:刘文学事件发生的1959年11月18日,“地主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了10年之久,已经成为“贫下中农”,不但和所有的农民一样面临着饥荒的威胁,而且还遭受着额外的政治上的歧视,以及体力上的超负荷支出(那个时代,出身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子女在“大跃进”中,总是能分到更多的劳动配额)。在当时“一大二公”、“大办食堂”而食堂又无可以维持人们生计的必要粮食的情况下,偷生产队的东西充饥或换钱是很普遍的情况,只能被理解为求生的本能。我想,作为队里看菜园者的刘文学,绝不会没有看到过“贫下中农”们偷吃、偷拿队里的东西的事情发生,然而,直到遇到这个昔日地主之前,刘文学并没有成为英雄。
姑且不论这个“地主分子”以前究竟是鱼肉人民的恶霸,还是靠辛辛苦苦积累财富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但想想这是在1959年,那么这个“地主分子”肯定已经不再是什么有钱有势的人了。对于昔日的地主,今日的贫下中农、社会弱者,刘文学并没有什么同情心。在那个时代给他的教育就是地主是“阶级敌人”,是另类,是贱民,不但要时刻警惕,还可以任意欺负。这种不同情弱者,反而对落难者落井下石的思想,是我们国家国民的一大恶劣天性。在解放前,当官僚资产阶级、地主恶霸横行的时候,穷人是弱者,但很多人却趋炎附势,主动去当这些压迫者的帮凶与帮闲。解放以后,穷人翻身了,然而却又按照思想和以前的财富,再次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还是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尽管这些人经过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已经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还是很多人,再次做了趋炎附势的勾当,他们继续对弱者落井下石。到了改革年代,时代造就出一批靠非法手段敛聚财富的暴发户,一批腐败官僚,又有一些人继续充当强者的帮凶与帮闲,他们不指责腐败官僚把国企搞垮,不指责“富翁”们为了发财伤天害理,而是指责工人“懒惰”,说这是“阵痛”。是啊,不同情弱者,据说这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据说这是很符合生物学进化道理的。
就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像戏台上川剧的变脸,什么时代都能与当时的权势巴结上。他们在旧社会叫“富贵”,到文革叫“卫东”,到新时代叫“旺财”。他们抛弃良心,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唱着虚假的高调,宣扬看似庄严神圣实则荒谬绝伦的“理论”与“道德”。而这种“道德”,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是“吃人”的道德;这种“理论”,在我看来是“吃人”的理论。我当然不能说刘文学就是这种人,因为他不过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他幼小的生命,就是被这吃人的“道德”和“理论”所吞噬。但是,问题在于他不仅仅是吃人道德理论的牺牲品,他还是吃人道德理论的帮凶。如果他能有一些同情心,能有一种公允的眼光看待那个偷菜的贱民,我想,他的生命不但可以延续,而且还会让我们这些新一代人肃然起敬。
至于《刘文采真相》这本书所透露的,由于跟我以往被灌输的知识几乎截然相反,我既不是当事人,又没有实地调查过,因此我不敢武断地断定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因此,在对《刘文采真相》一书的态度上,我从没有敢妄下结论,一直在以一种旁观的角度来观察。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我新买的《我的父亲贝利亚》一书中所透露的事实,与我以前了解到、对贝利亚的“盖棺定论”也是截然相反。但是我认为,在经历了这么多截然相反以后,我对这些历史事件了解不是更糊涂,而是更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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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对作者个人的建议而言,我还是觉得笑蜀先生最好不要选取刘文采这样的人来描写。因为首先,即使刘文采的“水牢”等东西并不存在,但他作为旧中国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一点不冤枉他,他毕竟有很多残酷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行。选取他作为研究对象,一开始就会把自己放在“为权势说话”的不利地位上(当然,现在他早已不是什么“权势”了);其次,俗话说狗急跳墙,也有很多人就是靠炮制刘文采的“水牢”起家出名、当官发财的,选取他作为研究对象,势必断绝这些人的生路财路官路,必然会遭到这些人的垂死反抗。而他们的反抗,至少是得到当权者支持的,而笑蜀先生却孤军奋战,力量不成正比;还有一些人,比如那个从没坐过水牢而一提起水牢居然就能泪流满面的超级演员,她实际上是被形势所迫,也是受害者,文章中对她似乎有些苛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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