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三十日上午，一场以“六四运动与中国民主”为题的讨论会在墨尔本华侨文教中心举行，拉开了墨尔本地区纪念六四十五周年活动的帷幕。讨论会虽然由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澳洲分部主办，但三十多名与会者却来自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行业。有二十来岁的青年，有八十多岁的老人；有打工一族，也有学者、作家和媒体工作者。其中，一位女士讲了三个故事。对我触动很大，令我印象极深。她首先讲了她的一位很好的朋友给她讲过的在北京亲眼目睹中共坦克在一位老太太和她的一对小孙子、小孙女身上碾压三四个来回、活活将她们奶孙三人压死的血腥事实。并披露镇压过后，政府有关官员如何让这位目击者三缄其口。她对这样一个屠杀无辜学生的党和政府感到绝望而愤恨：单纯可爱的学生忧国有民，游行绝食，何罪之有？杀了人又不敢承认，逼人作假证、说假话，还有甚么脸面、信誉和权威继续执政？正因为她对中共的绝望和愤恨，她也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民运高潮时对民运大力支持。但某些民运人士的所作所为并不令她满意，她在美国的耳闻目睹（即她的第二个故事）使她灰心。中国人啊，民主虽然好，但你们知道怎么搞吗？先谦卑地学习，先学会尊重他人、尊重生命，尊重规则之后，再搞真正的民主吧！她这样满腹感慨，慢慢远离了那些所谓的民运人士。
然而，她太爱中国和中国人民了，尽管她和父亲都坐过中共的大牢多年。她父女二人爱中国的痴心依然不改。不久前，当她在美国整理过世的老父遗物时，看到父亲保存的一张张捐款给中国民运活动的单据，情不自禁，泪眼盈眶。一位八十多岁、靠政府救济度日的老人，却省吃俭用，将剩余的款项捐给中国的民主事业。他对中国民主的这种追求，难道不是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吗？她父亲的故事让她思考：我们还是不要光埋怨他人。我们自己也要看看自己能为中国民主做些甚么，以及我们做了甚么。所以，当她看到有关纪念六四十五周年活动的广告后，不但自己参加了讨论会、纪念六四图片展和六四晚上的烛光晚会等一系列活动，而且还邀请了她的朋友、女儿等人一起参加。
六月四日下午，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的图片展版刚刚在墨尔本联邦广场摆好，就吸引了络绎不绝前来观看的人群。因为配有中英文说明，观看的人士看得都很认真、很仔细。这是十五年前那场大屠杀的真实记录。这铁的事实再次揭穿中共“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的谎言。有的人向我们询问当时的情况；有的女士脸上滚下泪洙；也有不少的中外人士在我们为天安门母亲所设的捐款箱内投入他们对死者寄托哀思、对生者无限关爱、同情、温暖的澳元。
我永远忘不了一位澳洲中年妇女捐献时的那付境况。善良、慈爱与怜悯写在她的脸上，但从她在身上几个衣袋摸来摸去的情形和她那稍带羞涩而又不忍的眼神，我知道她并不富裕。她向捐款箱放了几枚硬币，我不知到底几元几角。可我知道她那一颗温暖的爱心，表达了她对中国人民、对六四死者和难属们的无限深情。我记得圣经当中记载着一个类似故事：耶稣看到一个穷寡妇只投了两个小钱。但他却评价说：“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路加福音》21：1－4）是啊，这异国异族妇人的温暖之心，与那些至今还为独裁者和刽子手们辩护，认为杀人有理，不然国家将会大乱的骨肉同胞的冷血无情该有多么大的区别？
六四晚上，我和几位朋友提前十几分钟赶到中共驻墨尔本领事馆门前。一位澳洲著名作家和其他朋友早已先我们而到。他的心和他的文思一样细密周到。他特意开来一辆卡车，带来两个大火炉和一张长桌。烛光下，一双双志同道合的手紧紧相握；火炉旁，一声声思念六四遇难学生、关爱天安门母亲、谴责中共残暴无道、要求尽早结束专制独裁、实现自由民主的时代强音冲破寒冷的墨尔本夜空。
五十多位华人和澳人，秉烛而立在寒风之中两个小时。虽然，今年参加烛光晚会的人数比以往每年仅十多个人或二十多人增加了不少。但在这样一个拥有三百多万人口，几十万华人居住的国际大都市，实在不成比例、人数少之又少。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相信会有更多人参加。
一位20来岁的姑娘，特意买了一束鲜花，呈献给那些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民主而英勇献出宝贵生命的大哥哥、大姐姐。六四血腥屠杀的时候，她还只是一个刚上小学、不喑世事小女孩。如今，她带着一颗火热的心，带着对哥哥、姐姐们的爱，带着对天安门母亲的关怀，来参加六四爱国民主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却牺牲了她与年轻伙伴们玩耍、娱乐的时间。是谁叫她来的？还是她被一种力量所感召？经询问，是她的母亲告诉她的。她的母亲并没有强迫她，只是做妈妈的早就在她的孩子心中种下了分辨是非、好坏、真假与善恶的良种，使这位姑娘有了正义、良知和爱心等美丽的甜果。她还怪妈妈没有早一点告诉她。不然，她还可以多招呼她的朋友们前来。
听了这位姑娘对她妈妈的埋怨，我感到就是对我们民运工作的批评。不是吗？我们民运人士需要做、应该做，但却一直没有做或没有做好的工作实在很多很多啊！空喊口号，耍耍花枪，或许可以感人于一时。但如果我们不能深入中国的实际，不能真正而实实在在地帮助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失业工人和农民工，又如何迎接民运高潮的再次到来，如何较早在中国实现由专制到民主的尽可能地平稳过渡，而不流血或少流血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就在我们海外民运人士身边，不乏爱国、爱同胞的有识之士、正直之士。因我们过去的错误、失误和自身的不足，使他们远离了民运，远离了我们，我们的确应该认真反省和深思。
人间自有真情在，不信春风唤不回。关键还在我们自己做了多少、做得怎样！这就是我在本次纪念六四十五周年活动中的最大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