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五六月份是学期结束之际，大多数博士生会选择此时进行论文答辩，然后开始工作。我曾经就读的哈佛大学有11个学院，每年毕业的博士近千人，是“博士生产大户”，但每个博士学位都不是那么容易得的，求学路漫长而艰辛，没有勤奋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坚持不到答辩那一天的。
在美国拿个博士学位，一般至少要4年。美国的博士学习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修课，各种必修课和专业课的学分必须修满。课程学完后是博士资格考试。考试淘汰率挺高，我下面一级的学弟学妹们50%没有通过。第二阶段是做论文，这比修课困难多了。
考试的淘汰、外面世界的诱惑使博士路上“逃兵”不断涌现。我在的博士班最初是10个人，5年后，我是班上第一个答辩的，那时已经有5位同学中断了学习，剩下的4位难兄难弟熬到第六年才答辩。
答辩时学生有代言人
答辩本身是象征性的行为，此前的写论文才是最难的。等到哪天导师开金口说可以准备答辩了，就意味着论文委员会中所有人都认为你的论文已经可以承受各种质询了。
论文委员会成员大都是懂行的教授。我当时的答辩委员会成员中有一位是论文指导老师，另外两位是主要评判，还有两位是阅读者。此外，论文委员会还必须请外系的老师做主席，他不必懂相关专业，作用是保证答辩公正地进行，如果有什么争执，可以作为外人进行调停。主席通常由学生自己选，在和其他老师发生矛盾时，可以保证有人帮助处于“弱势”的学生与老师沟通。
答辩会横生波折
我当年是6月初进行答辩的。答辩前一天，导师和我预演了一遍，让我不要紧张。
学校会提前公告哪个学生什么时间答辩，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出席答辩，并提出问题。进了系会议室，我看到来听答辩的人有我同班的所有“战友”。我在外系的一些朋友也坐在后面。虽然我知道自己肯定能通过，但站在讲台上，望着台下的众人，还是不免心慌。
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开始。首先我用20分钟陈述了论文的要点。我的论文题目是关于美国财税体制改革对老人健康保险项目的影响。按照惯例，我首先介绍了做这个题目的意义，以前的相关研究和我的研究的独到之处。然后我介绍了理论模型，和基于这个模型上的假设。最后是实际数据的结果，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每个要点都用幻灯片加以说明。
接着，主席宣布开始提问，真正的答辩开始。第一个提问者是“阅读者”。他是专门做经济统计的，我以为他会问一些有关数据处理的问题。
可出乎意料，那天他对我的理论模型发生兴趣，问我，如果改变一个基本理论假设，数据的结果会如何。而这个基本假设是“经典”，从来没有学生对它提出过疑问。我于是只好结结巴巴地实话实说，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假设会不成立。我看着我的导师，用目光求援。
我的导师是公共财政领域的大家，他看到我的窘态，赶紧接过话头。他谈了这个假设的历史，它的优缺点等，表示假设不成立是个很大的理论问题，我以后的研究中不妨探讨这个问题。我赶紧点头同意，总算是体面地过了这一关。
接下来的问题都是关于论文的细节的，比较容易回答。记得一位教授问我消费税和收入税是不是一回事。他以前在看我的论文时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曾经详细地用数学和经济学的原理给他解释过。没想到他在论文答辩中又提了出来。我在这方面有不少心得，终于抓住了表现的机会，我滔滔不绝地大谈了一通。听众们看上去都非常满意我的回答。我舒了口气：总算有了出色的表现。
还有一位教授问我，这个研究结果是否意味着我们要改变现有的税制。我听出了“圈套”所在，赶紧表示，我的研究建立在高度抽象的理论模型上，这个模型完全不能代表现实生活，研究结果只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定的参考，而不是现实生活中问题的正确答案。听了我的回答，他很高兴，说我保持了清醒的认识，正是因为人类的行为如此复杂，难以用现有的任何理论来完美解释，才使我们的研究更有意义，他的评论对我很有启发。
有惊无险，全票通过
等教授们提完问题，答辩主席宣布其他听众也可以发问，同学和朋友们没有人想再“为难”我。于是，答辩主席要求所有听众退场，他们留下来讨论我是否可以通过答辩。
一会儿，主席让我们进了会议室，她笑容满面地宣布，经过讨论，全票通过我的论文答辩。虽然我有心理准备，但还是快乐得轻飘飘的。
就在这时，有人拿来一个大蛋糕和几瓶香槟，是我的导师偷偷为我准备了这些，我很感动。大家纷纷向我表示祝贺。5年的埋头苦读，终于在品尝蛋糕和香槟的美妙感觉中打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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