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中华文明里，救死扶伤的大夫一直处于社会上比较受人尊重、收入比较高的职业。人们对大夫的道德期望普遍很高。到了１９４９年，随着共产政权的诞生，本身是知识分子的医务人员便迅速地改变了社会地位，听命于政工干部的领导，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虽然这些变化导致中国有一些非常杰出的医学科学家或者出国，或者碌碌无为；但是都没有彻底摧毁中国医生救死扶伤的道德底线。只是到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才在中国的医护人员当中造成大面积的道德地震。
医学生在医学院校接受医学教育时，他们往往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医学院毕业时也只是２２－２４岁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在进入临床工作之前对于社会的认识往往都是共产党宣传的那样简单。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杀人机器。而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残酷现实往往会在部分年轻的医务人员心理留下终生的创伤。由于共产党善于掩盖和伪装，局外人通常不会了解实行计划生育的具体措施。而那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勾当又往往要年轻的妇产科医生去完成。他们被强迫做的事情包括：捆绑抓来的年轻孕妇并作强行堕胎，在病人的惨叫声中做人流刮宫，用人工手段杀死成熟的婴儿，在病人和病人家属的哀求、哭诉、咒骂声中长期工作，并常常不得不面对被自己“作过”的女病人因各种后遗症、并发症而产生的终身痛苦甚至死于非命。老百姓常说：“以前国民党再坏也没有不让我们传宗接代，而今共产党连生孩子的权利都不给，古往今来没有比这更绝情的事了。”如果被迫干这些野蛮勾当的是来自农村的年轻医生，对其心理的影响就更加深远了。（而中国城市居民因为常有歧视农村居民的价值取向，往往比较容易接受那些折磨农村妇女的野蛮勾当。这是另一个话题，容我以后再谈。）
第一次杀婴 可能是最难逾越的障碍。但是许多中国的妇产科医务工作者都经过了这一关，有些人后来做得多了也就没有什么感觉了。然而，除了中国，全世界大部分的医务工作者在社会上的形象仍然还是救死扶伤。面对这种道德观念的反差，中国人是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呢？以下是我个人的归纳：
１、选择性遗忘。许多干过计划生育工作的中国人在退休以后都不愿意回忆以前的经历。希望通过遗忘来缓解道德压力。
２、为自己辩护。有些干过或正在干计划生育工作的中国人为了心理上的平衡，往往会找出许许多多理由和借口，为自己的荒唐行径辩解，以此减轻自己的罪恶感。
３、只有少数当事人能够真正反省自己被卷入的野蛮行业，以比较高尚的道德标准批判中国野蛮的计划生育措施，希望中国逐步走向一个比较文明、至少开始脱离野蛮的社会。
４、极少数人甚至因罪恶感太沉重而改行，或笃信某种宗教以此寻找心灵的寄托。
总而言之，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在医务人员当中造成的道德混乱不是短时间可以矫正的。而已经产生和正在产生的心理阴影又是另一个“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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