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 我成为民族主义者的那天

可惜之前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曾有很多白日飞升的机会摆在我眼前，如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那个午后。但我迄今也认为美国只是在轰炸北京政府，而不是轰炸中国，也不是轰炸中国人民，当然更没有轰炸我和我的家人。因此这个阵仗与一个三十年来很少离开四川盆地的人，无论在肉体或精神上我都一直没能看出有什么关系。我对死难者个人的同情，就没有理由升华到某种能够把死者与我捆绑于一个世俗共同体的伟大情感中去。同情的世俗基础大抵是兔死狐悲（同情还有更高蹈的宗教基础，因我缺乏信仰暂且存而不论）。犹如说每个人不是一座孤岛，丧钟常常为你而鸣。我们每当看见乞丐或病夫，有恻隐之心，是因为人生无常，我们自己也可能身陷生老病死各种大患当中。再加上轮回的概念，我们便推己及人，同情异性、异类甚至狐朋狗友们的遭遇。因为这些遭遇都可能与自由意志无关。与自由意志无关就意味着我也可能遇上。我也可能遇上的事，我才会产生同情。这样的同情心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天良，因为它排除了对咎由自取的不宽容。譬如我基本上不会同情强奸犯，不仅因为我尊重女性的人格，且因为这是一件自由意志可以选择的事。正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这辈子肯定不会作强奸犯，我才不同情强奸犯。因为不同情他没有风险。

回到民族主义的话题，像使馆被炸这样的事不可能使我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因为轰炸北京政府的使馆，跟北京政府在前南战事中的某些作为有关。但北京政府到底做了什么，它从头至尾并没有告诉我。它不满足我的知情权，我自然没有理由为它叫屈。而且北京政府的某些作为是我所不同意、或至少是我在任何意义和程序上都不曾同意的。如果我没能得到一个机会，去决定和宣扬我对政府某件作为的立场，政府招惹到的任何后果在我而言就都是活该的。更紧要的一点，北京政府是一个专制的党治政府，而我是其治下一个在政治上不被尊重、不被承认而且在精神上常常受其折辱的被统治者。仿佛主人家中一个奴隶，主人出门偷情或在家爬灰，被人抓住痛殴一顿。我自然是没有理由愤怒的。偷情或爬灰都没有我的份，我为什么要和主人一道同仇敌忾？主人爽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爽，主人痛的时候我怎么会觉得痛？因此我并不理解到底是怎样的共同体验才能将奴隶和主人的荣辱绑捆在一起。“打狗须看主人”我是理解的，因为人对自己所有之物有一种骄傲的爱。但“打主人须看狗”的心理却奇怪得很，除了一种存心泯灭个人价值的贱脾气，我总是给不出任何有逻辑的解释。

我到底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同情的世俗基础也是个人主义的。“感同身受”的前提不是因被奴役而产生的自我作贱的惯性，而是自身经验的彰显。民族主义的实质无非也是一种同情。换言之民族主义的起点只是个人主义的利欲。你对隶属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及其一般利益怀着一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同情，仅仅因为你对自身利益的珍惜，在地缘、文化和种族的因果下推己及人，才形成了利益上的政治共同体。形成每个成员在利益上对共同体无形资产的分享和依赖。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换成民族主义的话语，就是我为什么会成为、要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因为我有自身的利欲。如果我没有自身的利欲。我吃饱了撑了要去做民族主义者？但流俗的民族主义却往往沉湎于自上而下式的空中楼阁不能自拔，仿佛民族主义不是地下生出来，而是天上掉下来的。把打压个人及其利欲的程度视为民族主义情感的纯洁度。成为这样的民族主义者要冒很多无谓的个人风险，风险之一就是在美国轰炸北京政府使馆的当天夜里，开始阳萎。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我是千万不敢做的。

一个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如果得到一个机会，能在英属殖民地的香港和毛泽东的红色中国之间挑选，个人主义者将毫无疑问地选择被高鼻子的英国人统治，也不愿被和他肤色一样的共产党人蹂躏。因为个人主义服膺富兰克林的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个人主义者的最大愿望是把自己救出去，把自己救出去的人多了，就可以为同胞们攒一个锡安城。今天的香港显然是中国的锡安城，就因为香港做了一百年的英属殖民地，香港在共产中国的体外。这是一个但有眼睛就不要去否认的事实。个人主义者珍惜这个事实，胜过珍惜与奴隶主荣辱与共的机会。有奶固然未必是娘，但一个乳水丰沛却滴奶不给的婆娘却绝对不是你的娘，而是一匹公有制的狼。

什么是成为民族主义者的诀窍

仿照肯尼迪的名言，成为一个理性的民族主义者的诀窍，是“不要问别人对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对别人做了什么”。美国轰炸北京政府的使馆，如果你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这件事就和你没关系。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因此成为一个人道主义者、基督徒，或者信仰达赖喇嘛。这样的机会每天都很多，假如错过了也不必再等一万年。在国外如果遇上有人瞧不起你，这也不是你成为民族主义者的机会。人家可能只是瞧不起你而已，你不用把12亿人都拉上说请不要瞧不起中国人。你也没必要像郁达夫那样一边手淫一边大叫“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正常情况下你只需要喊“王怡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就足够了。

但机会总是有的。以反抗共产主义著称的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讲述自己是怎样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他说1968年8月21日这一天，当包括波兰在内的5个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摧毁“布拉格之春”时，那就是他成为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的纪念日。在1968年的波兰，什么人才配叫做波兰人？在民主国家，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不但和文化与血统，而且和民主政体、和一部捍卫人权的宪法密切相关。但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一个普通人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从哪里来？米奇尼克给出了一个迄今为止最令我动心的理由，他说，“为波兰的罪过感到羞耻的人，就是波兰人”。

一个人的民族国家身份，取决于这个人是否为国家的罪行感到羞愧。这是一种低调但更加坚决的民族主义立场。民族主义不需要激情，也不需要调情。不需要义勇和虚骄的自负。民族主义归根到底，需要的只是一种羞耻心。当你的某位叔叔在公众场合借酒发疯，当着你的面脱掉裤头。就是你一生中最深刻感受到他是你叔叔的时候。分担羞耻比分享荣誉更让一个人牢牢记起自己的群体身份，尤其是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或在一个臭名昭著的家族、政党和组织里，经常性的分担羞耻几乎是其成员的一种命运。

我有次曾当着几个中共党员的面大骂共产党。有人说你要区分普通党员和中共领导层。你不能太偏激，共产党员也有好人，很多共产党员也没有干坏事。我说我不能赞同。其一，侮辱、诅咒、谩骂，以及一切恶毒的政治谣言、绯闻和笑话，都是善良公民的一种积极的政治行动。让极权主义和独裁者在每一张饭桌上、每一间大厅或包厢里受到应有的羞辱，这是一种重要的非暴力不合作方式，一种日常化的公民社会的政治对抗。甚至显示着一个普通公民在政治领域中仅存的尊严。其二，每个人都有两重身份，第一是他自己，第二可能是一个中共党员。我不会为张三没做过的事去骂张三。但当我侮辱和谩骂中共时，每一个中共党员都有义务分担这一群体性的羞辱。这种分担与他个人的具体行为无关，仅仅与他选择加入这一臭名昭著的政治团伙有关。一个人在今天选择加入中共，在私生活上可以有各种充足的可被接受的理由。但任何选择都有代价，入党的代价之一就是心甘情愿地在公共场合作为一个中共党员接受私人舆论的羞辱。选择入党，就是选择一种类似于民族主义的品牌共享和道义上的连带责任。你不能仅仅以自己没干过坏事为抗辩。就像人们如果说现在肯德基的鸡难吃死了。尽管你是一只很好吃的鸡，你也不能抱怨。因为你除了有自己的私家姓名外，你还有一个伟大的名字叫做肯德基。

认同自己的民族国家身份，就是认同一种连带责任。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就是心甘情愿地分担在某些方面和你类似的其他人犯下的罪过，对这罪过带来的羞耻感同身受。当波兰军队入侵捷克时，米奇尼克第一次感受到这种世俗团体带来的连带责任（人子耶稣在十字架上感受到的，则是一种形而上的连带责任）。他在这一天醍醐灌顶的觉察到自己是一个“波兰人”，并为这一无可背弃的悲惨命运感到羞耻。

顾炎武曰，“耻之于人大矣”。“我羞耻，故我在”，这就是在极权主义国家成为一个健康的民族主义者的逻辑。在这样一种证得民族国家身份的法门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几乎是得天独厚的。因为我们有天底下最彻底的极权主义政体，为每一个中国人源源不断的提供着蒙羞的机会。当新闻出版署的流氓官员在博鳌论坛上宣称中国是世界上言论自由最充分的国家之一；当美国人在华盛顿游行示威，抗议美国资本家在中国的三资企业虐待中国童工和女工；当北京政府把SARS患者带上汽车躲避世界卫生组织的检查；当警察敢于以这个国家的名义拘捕“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教授，这都是批量制造民族主义者的机会啊，但人们却总是因为冷漠、畏惧、麻木和虚荣心而一再错失。一部分人学会遗忘，一部分人转而选择在足球场上成为狂欢型的民族主义者。

我成为民族主义者的那天

我原本一直不愿成为任何款式的民族主义者，我抗拒民族主义，因为我希望能保持一种可以随时背弃民族身份的自由。有撕掉护照不为这个政权效忠的自由。我宁愿把这个被专制者霸占了的国家当作一个好去好散的情妇，而不想付出多余的情感去把这层关系坐实。我原本认为在羞耻中被迫认同一个实施极权主义政体的民族国家，这必将伤害自由的事业。所以我尽量说服自己要不知羞耻。但是，2004年6月28日这天发生的事，还是足以让我改弦更张，成为了一个狼狈的民族主义者，并迄今在羞愧中难以自拔。

这一天之于我的意义，就像1968年8月21日之于米奇尼克一样。15年前的独裁者邓小平制造六四屠杀，并使中国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但那时我还小，还没能感受到足够的民族主义的羞愧。我仅仅感到了作为一个四川人的羞耻。假如我不幸身为广安人，我将不知我的耻感会强烈到何等地步。我也因此完全理解了那位邀集同乡去挖邓小平祖坟的政治犯的心情。如此感同身受的羞耻，非刨他祖坟不能洗刷。

14年后，年过七旬的蒋彦永医生发出揭露北京政府隐瞒SARS真相的证词。这一挽救了国人危机的证词只能在美国的报纸上刊登，已让我身为中国人而感到莫大的耻辱。一年后蒋医生再次发出要求平反六四的公开信，同样只能借助西方媒体得以昭世。而我们的政府竟然敢在6月1日绑架蒋医生夫妇，并至今将蒋医生秘密羁押。6月28日这天，20名美国国会议员写信给中共党魁胡锦涛，要求北京政府尊重人权，立即释放蒋彦永医生。当我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承认，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羞耻心，达到了有生31年来的最顶点。我在前所未有涌上的一种民族认同感中，对自己的国家感到最揪心的悲哀。当所有的大陆媒体对此鸦雀无声时，我在当晚的凤凰卫视杨锦麟读报栏目，听到杨先生指着纽约时报的版面告诉大家，今天有“一群美国议员关注一个被关押的中国医生的状况，这个医生据说姓蒋”。

杨先生的擦边球固然值得尊敬，但香港的新闻史上实在再没有一则比这更羞愧、更可悲的新闻。这一句戏剧化的“据说姓蒋”，使我的民族主义羞耻感在内外交困中达到了极限。在那一刻，我完成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个民族主义者的汇合。我终于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我的民族主义和别人不一样，我的民族主义对美国的媒体和议员们，对一切关注中国人的公民权利胜过中国政府的西方人士与团体－－无论他们出于何种初衷，都充满了羞愧难当的感激之情。因为我清楚的知道如果没有他们，蒋医生将最终不会被释放。没有他们，刘荻不可能被释放，杜导斌也不可能回家。没有他们，死于SARS的中国人将成倍增长，中国一百多年的民众苦难只会变本加厉，而不会更少。没有他们，我和监狱的最短距离将只有0.01公分。

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我知道在今日中国，凡是不敢说真话的中国人的人权，主要由共产党负责庇护。凡是敢说真话的中国人的人权，主要由外国人负责庇护。在中共这样的政权之外，世界所幸还有一大群实力强大的民主国家。我清楚并且悲哀的知道，还没被拘捕的政治异见人士之所以还没被拘捕，不是因为国内有中共政权，而是因为国外有民主国家。人世间还有更令人心寒的民族主义认同吗？在一个极权主义的中国，离开了自由与人权诉求的民族主义，就不可能是真诚和理性的民族主义。到底谁是民族主义者，谁才是中国人？在我眼里，中国人就是对霸占我的祖国的极权主义政党满怀痛恨的人，民族主义者就是因政府关押蒋彦永医生而感到无限羞耻的人。在当下，你若没有这样的痛恨之心与羞耻之心，你就不配称之为一个爱国者。

我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那天，我想我有资格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蒋医生和所有因言获罪的同胞，我也有资格要求这个政府和我一样去爱这个国家。否则，我唯一的良知，就是让自己成为这个政府的敌人。

2004-7-10，写于蒋彦永医生被羁押第4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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