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人心里，用某种原则为承认条件，人才是共产党员。是正常意义的人还是共产党员，这是不能混淆的两码事，分属两个世界。共产党从创立到今天也没将此上升到区分的水平。
这个判断把客观事实当成主观事实来定义。在任何条件下蒋彦永都是客观世界的事实----人；只有在特殊条件下（心理承认）他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也不能抹煞他还是一个自然的人，他所表现出来的品性仍然可以是自然意义的。先生使用了“真正”一词，可真正一词的意义是什么？对这里的澄清很重要：真正是对事物初始质的追问，即不以事物的直观显现为介定的根据，而是追问背后的本质。如果这里说的是人，所求证的就是做为物质之人的那些客观性质，不是心理状态。
所以：自然界里或现实世界里只有真正的人，没有真正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并不直接地就是自然意义的人，而是自然人用一种特别的心理在人际联系上做的承认，是主观态度，是人与人的联系里的某种特定关系。但蒋彦永老人却直接就是自然意义的人。
我请曾仁全兄能够与我一道接受：世界上没有真正意义的共产党员这么一个质的事实：只有在事关关系的条件下才有共产党员----
因而这个命题把自然人的一些属性等同成了党性。蒋老人做的事并不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这个特别的承认，而是因为他有常人心态，是自然的人性所驱动。有介绍他父亲的文章，也是位一丝不苟的诚者，还有他在台的亲属，他们的诚实、正派，是什么党的真正党员？所以把他的行为解释为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个原因，解释失当。
蒋先生的人格里有两点让人敬仰：一是诚，二是正；这两点都是常人天然的伦理理想，不是由政党带给人的。全中国的人都尊敬他，世界上的人也赞扬他，并不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而是因为他是人，他在做为一个常人方面所达到的境界----人伦日用上达到的境界。这种尊敬与赞扬也不是用了共产党这个标准，而是最一般的人性，人伦日用标准。
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个判断就把蒋老人的好人品归结为共产党的党性了，这就陷于与他的被拘禁的矛盾----拘禁他更是奔着党性----同一个性不能决定出相反的事实。只要说的是性（不论物性还是党性）就都是必然联系。党当然不是必然产物，是人的选择，但一个一经建成的政党其性质与它的名称间的联系却是必然的。
所以说蒋彦永只是一个崇高、圣洁的自然人。
正是做为人际联系原则的共产党惧怕崇高、圣洁----诚实，才拘禁蒋老人的。
虽说我坚持的是打倒共产党这个立场，但不是为使性执气，而是基于对共产党这个名词的理性认识，所以我也并不说共产党是为着反人类，反崇高，反圣洁，反诚实，反对正义才创立的；并且我也承认马克思是为追求公平和正义；并且还认为陈独秀、毛泽东也是为正义所驱动才建党的，但这里所承认的只是他们的主观愿望，我同时还注意到在实践中更具作用的却是机制的联系：你不能不承认“共产”是个理性原则吧，而只是要理性原则，就按着不移的机制发生作用，不移的机制作用就是主观愿望所无法企及的。主观愿望是人才可能有的，是选择的力量----而机制是不能抗拒的必然力量，良好的愿望是出自做为常人的马克思和陈独秀，发挥作用的却是他们创成的共产机制。做为共产党学说的创立者的马克思，做为中国共产党创立者的陈独秀，就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正常意义的人了。正常意义的人的意识是从生命里发生，当然就是服从并服务于它所属的生命----以生命为责任，表现为良知良心；而共产党领袖的陈独秀必须对共产这个纯粹理念负起责任，人的良知就为党性所代替。
“党性”所内涵的是人承认自己为某党成员，并在党的理念下活动所带给他的观念变化。我敢肯定地说：蒋老人格中的意诚、心正这两大品格都不是来自共产党的党性，它有三个来源：
一是来自人的所是，蒋老的人格就是一个“诚实”，其实，实也就是正，因为只有用来反映的与被反映对象的相符才叫实，真实是评价反映主体的；而“正不正”是以一个客体做为标准去评判主体意识是否与之一致。任何人在能用心之前就已经是人了，人心的所以形成就是由自身完成对自身的把握，所把握的是否是严格意义的自身，就是正，所有人的人格来源都是它的是人，这是最根本的。
其二是来自家族传习，传习有生命的物质传承与家风的传承，家风是耳濡目染；
其三是个人学养，他的所格之物、所致之知，培养着他的良知，他的意的诚，他的心的正，他的身的的修。
我也并不否认共产党也有让人向善的号召，尽管我早己看出“为人民服务”最初是个良好的主观号召，但它淀化成的机制联系，所发挥出来的力量却全是负值的，它的实践后果就是人格分裂，但我并不说共产党愿望上没有向善的主观。我只是认识到：党性不是由主观号召所能规定的，而是由理性原则的机制必然地决定。我们得知道“人是理性存在物”这句话是我们所能看到的人的主观原因的总原因，才能对所看到的原因做出恰当判断。它是理性运用的前提，它先天地包含了理性是按照机制联系发生作用的这个更前因。
“共产”是一个理则，因而也是机制联系----并不是任何样态都可以叫做“共产”，关系联系中只有其中一种叫共产，因此“共产”作为联系样态就只允许自身唯一，它的唯一性转换成实践就是只准自已存在----专制；民主也是关系概念，它的机制性却允许各种相悖原则，转换成实践就是不同意见的并存。尽管共产党也有让人行为端正的号召，但主观号召面对不可抗拒的机制力量那是绝对的苍白无力。
为什么《人民日报》向江泽民叫板的文章会说：“应该变的必须改变，不变则衰；不该变的决不能变，变则自我瓦解。”？这里就暗含着机制性作用：胡温做为肩挑民族责任的人，责任使他们感受到“矛盾凸显”，责任迫使他们的智力面对矛盾，感受到矛盾；如果换上其他人就不一定构成这种机制，比如像我母亲那样的九十多岁，又耳聋的家庭妇女，决不会处在与责任的联系中，感觉不到“矛盾凸显”。文章所说“矛盾凸显”就只是一个实际的经验事态，并没有看到其中的机制联系：中国社会的现实就摆在那里，不问你主观想不想做此认定，只要你来担这副责任，就会碰上它，若不想垮台，就非改革不可，这就是机制的作用。
对此是所有理智健全的人都能承认的。可是，对共同承认的中国的现实，在如何摆脱危机，找出出路上，不同的人就有不同回答，因为发生机制作用的“要件”不一样：像江泽民就恐惧改革，因为所有改革不管是否自觉到，它都是向正、向实的方向的接近，总是对虚的邪的东西的排除，上海帮就是一批邪种，滚刀肉，任何正义、真实气象的奠立，都意味对他们的清算。在江泽民肩上既没有对民族的责任，甚至也没有对共产党的责任，他们仅仅是在为自己的命运找退路，就得拚命阻挡改革。
而胡温呢？在客观上是国家民族的中枢，所有的困难都必集中到他们肩上寻求克服，所有的矛盾都流汇到他的责任里寻找化解，能不能在江泽民的旧窠里找到出路呢？如果能够找到也就积不成危机了，所以机制的力量逼迫他们势必求助改革。但造成改革必须性的真正根据是什么，却是他们并没弄清的，因这是潜隐的机制诈用，只能认识不能经验获得。其实就是社会理念在机制上的失真实与失正义。这个机制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人要走人路与社会却让人服从不相干的意识形态，就是人造意识形态与人路的冲突。
无论改革者自觉到与否，改革都是增大社会理念里的正义与真实的含量----因为不实、不正，社会才陷于矛盾与危机的。人类的道路与人类的性质只有相符不相符这一种关系，相符必是正的、真的，一切不相符都是虚假、邪歪，只是矛盾的具体性掩盖了这个机制性。无路可走这个现实逼着他们去找出路，所以他们只知道找出路，却不一定知道出路就是让社会真实和正义----共产党既要共产，就弄不懂机制之学。他们可能会发现一些有效出路，但在短暂的有效性背后却是更深刻的危机。就因他们并没请醒到：任何改革的必须性都是由社会理念的失真、失正所引发，改革就是向真实、正义的靠拢。
如果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不这样来改革了，而是把社会理念果决地建到真与正上。也不会用这样的文章来叫板，而是赤裸裸地引进真实和正义。因他们的改革不是拥抱真实与正义，只是为寻找当下出路，所以就跟上一句：“不该变的决不能变，一变则自我瓦解。”----这是宣布他们的改革是以不颠覆共产党为前提，因而他们的改革并没把“共产”这个理则当成认识对象，追问它到底是真理还是邪理，他们是对共产的不垮负起责任的改革，所以主观要求再强烈，后果却还是反向的。因为人的道路只是对人负责任，离开了人伦日用，所有改革都是枉然！而让社会真正地真实与正义，又绝对没有“共产”的话路。所以他们的改革就不会有任何成效，反而孕育新矛盾。
他们担心什么东西的自我瓦解？----元朝建的天安门，经了明朝三百年，李自成的大顺十八天，异族清政权三百年，中华民国（含复僻、割据）的四十年，又经历了中华人民只和国的五十五年，它也没瓦解；
干共产党市委书记的叶利钦、干共产党特务的普京，又干上了俄国总统，做为自然之人他们并没瓦解，因此胡温的“自我瓦解”是盲概念，不光是欺人，也欺自己。
让我们回到开头的叙述：人是物质事实，除了用外力消灭，它不会因观念的更换而瓦解；
而共产党是精神事实，本来就没有存在性，是皇帝的那件新衣，不瓦它也是解的！还对它的瓦解担哪份子心呢？这是胡锦涛的莫明。共产党的瓦解只是人心中某种联系的终结，废除，无碍于任何客观事实的常态！它垮了又怕啥？正是胡锦涛肩上有共产党这副虚无的担子发生机制力，所以他们要改革的愿望就为他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