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受难者》人物介绍:王蒙小说中的人物孙历生

发表:2004-07-19 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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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作家王蒙在一九八十年代初发表了一部文革伤痕小说《蝴蝶》,其中有位女主角海云,是位右派份子,后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而自杀。此角色原形即为前中共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前妻孙历生。

孙历生一九三四年出生于北京。父亲是中学校长,母亲是家庭妇女。王蒙家和孙历生家是邻居。王蒙的妹妹和孙历生从小是同班同学。因为这种关系,王蒙了解孙历生的故事因而写进了小说《蝴蝶》。

十八岁嫁高干于光远
一九四九年时孙历生是第三女子中学的学生,接触了共产党,很快成为第三女子中学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一九五二年孙历生高中毕业,留校工作。共产党员高级干部于光远来这所中学宣传讲话,认识了孙历生。孙历生那年十八岁,和这个比她年长二十多岁的高级干部结婚,很快有了两个女儿。一九五六年,她被保送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她正在党校学习,她说了一些批评上级烦导的话。那时候她的丈夫于光远在苏联访问,因此她被蒙在鼓里,没能了解鸣放是个引蛇出洞的阳谋。由鼓励“提意见”突然转向,把提出批评的人统划成“右派份子”。孙历生不例外,划为“右派份子”,被开除出共产党。

孙历生被划为“右派份子”后,她的高级干部丈夫按照共产党组织的决定和她离婚。在决定离婚到正式签字期间,她怀孕了。她是大着肚子去签离婚证书的。离婚后,于光远在“组织”的安排下和另一个女人结了婚。

孙历生被送到“天堂河”农场“强迫劳动”。这是北京远郊区的一个劳改农场。孙历生的第三个女儿出生在一九五九年一月,是在“劳改”时出生的,那时她已离婚,这个孩子也就一直没有父亲。她的三个女儿,包括没有父亲的最小女儿,都被迭到孙的母亲家里,以后就由她的母亲带大。

孙历生在劳改农场得了心包炎,两年以后被允许回到女三中。一九六一年是大饥饿最严重的一年。她在学校的地窖里种蘑菇。当时饥饿如此严重,学校必须设法生产食品以自救。她在“摘帽”以后,才到学校的资料室工作,直到文革。

在劳改农场,孙历生认识了一个男右派份子聂宝绚,那个人和孙历生同岁,也是个中学教员。孙历生第二次婚姻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孙历生回到女三中工作后,和她的丈夫以及第四个女儿住在一起,离她母亲不远,聂宝绚在北京第三十一中工作。

脖子上挂着砖头在玻璃渣上爬
文革开始,北京的市民被动员招待外地来的红卫兵。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佳木斯第六中学红卫兵吃了孙历生母亲蒸的菜肉包子以后,抄了孙历生母亲的家,他们搜出了孙家的房契,说是“变天帐”。他们把孙历生母亲的头发全剪掉了,又打她,还把孙历生从女三中揪来一齐打,红卫兵说要搜查私藏的黄金。他们砸碎了孙家的家俱,又把天花板全部捅破,接着又掘地三尺。孙母被打得不能走路。

在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恐怖中,孙历生所在的女三中虽然是女校,但是该校红卫兵打人非常凶猛残酷,校长被打死,还有校外的“牛鬼蛇神”也被抓进学校里打死。校长沙坪挨毒打致死过程中,孙历生一直被陪斗。红卫兵曾经把一根细铁丝两头都拴上两块砖头,挂在孙历生的脖子上,他们还打碎玻璃瓶,把玻璃渣铺在地上,强迫脖子上挂着四块砖头的孙历生和别的一些老师在玻璃碴上爬行,碎玻璃扎进他们的膝盖和手掌,鲜血淋漓。

虽然孙历生熬过了红八月恐怖,但最后死于文革的第二轮迫害高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孙历生再次成为运动对象,她被关在学校里,不准回家,进行“隔离审查”。

一 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孙历生吊死在女三中校中,校革委会说她自杀,但是不见孙历生留下自杀遗书。

孙历生的母亲一直对女儿的死怀有疑问,孙历生死亡的前一天,曾经悄悄离开学校,来到母亲的家中,她和母亲有过一场短促的谈话,然后匆匆离开,回到学校。那天孙历生告诉母亲,她在学校中被整得很厉害,整她的人是学校里的同事,以前是她的好朋友,现在这个人很得势,在革委会里面,拼命整她,揭发她,她是很难逃过了,她还告诉母亲,她的同事方婷芝老师,已经撞在公共汽车上死了。

一九六八年吊死在牛棚窗户上
孙历生从隔离室跑到母亲家和母亲谈话的那天,她的第三个女儿在场,她缩在床上,假装睡着了,片片断断地听到了母亲和姥姥的谈话。她记住了方婷芝的名字,另外,她记得妈妈提到她家门口的石榴树。那时候她九岁。妈妈离开后,她在被子下面悄悄地哭了。

孙历生死亡的时候,已经在学校里被关押“隔离”了很久。期间曾经有一次被允许回家。可能是回家取粮票。她和第二个丈夫以及他们的女儿住在一起。那也是她最小的女儿最后一次见到她。小女儿记得妈妈回家的时间很短,爸爸为地做了鸡蛋炒饭,装在一个铝饭盒里,让妈妈带到学校去。

那时候北京一般市民的生活都很苦,孙历生那个年龄的教员工资很低,加上他们两个人都是“右派份子”,境况更差。鸡蛋炒饭要算是很好的食品。在短促的回家时间中也只来得及做鸡蛋炒饭。

孙历生的前三个女儿也说,继父对待母亲很好。两人都是“右派份子”,都受到外界迫害,但是家里面没有问题。这也是她们不认为她会自杀的一个理由。

然而,尽管有种种怀疑,在一九六八年,孙历生的家人不可能调查她的死亡。当时,孙历生的父亲也被“隔离审查”,她的母亲是个老年家庭妇女,她的最大的女儿只有十四岁。她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前夫于光远也被关了起来。她的第二次婚姻的丈夫自己也是教员和“右派分子”,也在被整。

孙历生死后,尸体火化了。对自杀的人,当时称之为“对抗运动”“死有余辜”,不准留骨灰。孙历生的丈夫偷偷抓了一把骨灰带回家中,保存起来,但是,不久以后,他也去世了。孙历生的骨灰不知所终。

孙历生死亡一个月之后,她的妹妹的丈夫高经国也死了。他是七机部第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在被“审查”的时候坠楼死亡。

对孙历生之死,许多年来只有一个人表示过歉意,是陆定一。陆定一在文革前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七年孙历生被划成“右派份子”,罪状之一是曾经说过陆定一“作风粗暴”。在她,大概只是批评一个丈夫的同事,但是在一九五七年被认为是“反党”。陆定一为此向孙历生的女儿道歉。没有任何女三中的人来道歉过。那些在一九六六年给她头颈上挂砖块强迫她在玻璃渣上爬行的人,那些在一九六八年把她“隔离审查”致死的人,都没有来向孙历生的家人道歉过。

(载自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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