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京华时报》介绍：1955年春天，中国派出以周恩来爲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周原计划4月11日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经印尼首都雅加达前往万隆。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4月11日离开香港4个多小时以后，在下午6时30分左右因爆炸失事，机上8名中方人员和3名外籍人士全部罹难。所幸周临时改变计划，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表严辞声明。声明称，1955年4月10日上午9点30分左右，中国政府曾要求香港英国当局采取措施保障飞行安全，但阴谋依然得逞，英国负有严重责任。中方要求英国政府对参与这一阴谋的特务分子逮捕查办。声明还表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一起美国和蒋介石的台湾特务机关导演的谋杀案。
英国在飞机失事后立即出动力量搜索。中方发表声明后，香港英国当局在4月12日、13日连续发表声明，称中方人员和行李上机时均有中印人员在现场监督，当局也立即采取额外预防措施。声明还指出中方事先没有将可能发生的阴谋性质详细告诉英方。
1955年9月2日，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当面将《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破坏案的警察调查综合报告》递交给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报告详细披露了香港警方事后调查的详细过程。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以后，香港警方随即调查了68名曾接触飞机和行李的工作人员，但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1955年5月12日，香港警方接到材料说爆炸可能发生在一个行李箱内，5名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工作人员引起警方的特别注意。警方两次询问主要嫌疑犯周梓铭(化名周驹，又名周贵)，但没对他产生任何怀疑。
中国政府提供的情报明确指出，国民党“保密局”的“香港情报站”策划了这次谋杀，主谋叫赵斌成，直接指挥者是金建夫，具体执行者是地勤人员周驹。周驹使用的定时炸弹是从基隆秘密运到香港的。
香港警方根据中方情报搜查了周驹的住址，周驹当时已经在逃。1955年5月18日，香港航空公司向警方报告，台北办公处称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中国人潜藏在该公司5月18日上午飞往台北的航班上，他已被移交到台北移民局拘押。事后确认，此人就是周驹。此后香港警方搜查了所有中方提供的地址，最后拘留了周驹的父亲周瑞维和同房间的周仕学。6月2日，两人被拘后供出位于庙街的就记电料行。警方监视该电料行，并在6月30日搜获情报,使店主关就记供出有来往的台湾情报员张耀灵。
7月3日，又有一个姓关的在电料行被捕。事后，两个关姓人的供词勾勒出周驹和谋杀案主谋赵斌成之间的关系链。原来，1955年3 月份，赵斌成经张耀灵认识关就记，问关就记是否有亲友族人在机场工作，关就记说没有。于是他介绍了另一关姓人。这位关姓人推荐了周钻如，周钻如向赵斌成推荐了包括周驹在内的三位族人。7月6日，周钻如被捕，供称主谋3月底和周驹频频接触。起初周驹不敢干，他认爲破坏共产党的飞机太危险。赵斌成开出60万港币的优厚奖金并保证周驹在台湾的安全后，周驹才答应下来。另一方面，在6月中旬，周仕学和周瑞维都供称周驹曾在吗啡的作用下自述亲手在“克什米尔公主号” 上安装了一枚有轻微滴答声的定时炸弹。
在这篇报道的末尾，记者还公布了解密档案中所显示的除机组人员之外的11名遇难者名单，他们是：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沈建图；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记者李丙衡(李平)；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杜宏；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郝凤格；总理司机钟步云；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石志昂；外交部情报司科员(拟提副科长)李肇基；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奥地利记者严斐德；波兰记者斯塔来茨。
看完这样一篇报道，笔者对于特务人员的暗杀传奇并不觉得意外，而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特务机关创始人周恩来杀人不眨眼的冷血作风深感震惊。
周恩来之所以玩弄金蝉脱壳计改道而行，当然是因爲他及时掌握了第一手情报。在这种情况下，他并不是出面制止暗杀行动的继续实施，而是将计就计，把包括自己的贴身司机在内的11名中外精英送上了不归之路。包括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外交部情报司科员(拟提副科长)李肇基在内的11名中外精英，本身就是没有接触到第一手情报的情报人员，他们仅仅是爲了掩护情报总管周恩来的暗渡陈仓，在不知不觉中奉献出了自己不可替代的宝贵生命！！
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曾经专门研究过“第三党”历史的笔者，又联想到北伐名将叶挺的悲剧。
叶挺，字希夷，1896年出生于广东，1919 年初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针对中华民国的暴力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部队炮击大元帅府，叶挺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1924年，叶挺赴苏联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回国。1926年，叶挺在北伐战争中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充当讨伐吴佩孚的先遣队，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中屡建奇功，从此成爲北伐名将。1927年8月，叶挺参与发动南昌起义；同年12月又参与由共产国际直接操纵指挥的广州起义，担任了3天工农红军总司令。工农红军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因受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责难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冷遇，于1928年第二次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间，他受到党内批斗，一气之下与中共脱离关系，加入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陈友仁、宋庆龄发起组织的“第三党”，先是追随邓演达等人流亡欧洲，后来又到澳门隐居。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出任主要由国民党提供给养武器的新四军军长，实际上却要接受副军长兼中共东南分局书记、中央军委分会主席项英等人的“党指挥枪”。因爲与项英关系紧张，叶挺曾经两次出走、四次辞职，直至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军队逮捕扣押。1946年3月4日叶挺获释，立即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7日被中共中央批准。1946年4月8日，叶挺与中共情报头子王若飞等人同机前往延安，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同行的另一架飞机和飞机上的周恩来等人却安然无恙。
在周恩来的革命生涯中，像这样借刀杀人和大难不死的传奇故事数不胜数；而叶挺之死的根本原因，只在于既不能让他爲国民党所用，又不能让他到延安掌握军权。试想，连中共东南分局书记、中央军委分会主席项英都容不下这位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任工农红军总司令，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如何能够容得下叶挺呢？！
在中共历史上，董存瑞的炸碉堡和黄继光的堵枪眼，所表现的不过是以牺牲个人来成全革命事业和革命领袖的神圣美德；连未成年的农村姑娘刘胡兰，都可以被党组织利用来充当“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牺牲品。周恩来爲了所谓的国家利益和自己个人的生命安全，在掌握情报的情况下蓄意牺牲飞机上的11个人的宝贵生命，走的正是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的专制路子。可耻的是，泱泱10多亿人口的中国人种，却从来没有人肯追问一句：毛泽东爲什么不去舍身炸碉堡呢？！周恩来爲什么不去舍身堵枪眼呢？！
令人欣慰的是，欧美基督教文明中以人爲本和人人平等的普世公理，在2004年3月终于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至于这样的宪法条款会不会像既有的民主自由那样流于自欺欺人的纸上空谈，还需要拭目以待。但愿像周恩来那样蓄意牺牲同志和战友的宝贵生命的人道悲剧，能够在中国历史就此打住、不再重演！！
作者爲自由撰稿人，居中国
(7/20/2004)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