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在刘伯温的家乡浙江省文成县的中樟人民公社中心小学教书。那年，我18岁，血气方刚，工作积极。我教的是六年级毕业班，为学生多考上中学，我暑期不回家，独自一人留在学校为学生复习、补课。
一天，我从邮递员手里接到一封寄给学校的印刷品信，就拆开看了。原来这是一封县委宣传部发出的要求全县各学校在暑假期间做好订阅党报《浙江日报》工作的通知。通知的文句有点不大通顺，还记得有“请对《浙江日报》抓一把”云云。18岁的我就提笔写了封语带讽刺的信给发通知的县委宣传部提意见。因为此后发生的事影响了我的一生，所以这封提意见信的关键字句一字不落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堂堂县委宣传部秘书起草、部长过目之通知竟不通至此，难免贻笑大方，特地说上几句，恐怕不是无的放矢吧。”我在信尾署名“余直言”，这是仿照当时《青年报》上一位专栏作家“余心言”的笔名。发出了信，我就把这事忘了，专心教学生复习功课考中学。
下学期9月1日开学前，按惯例，全县教师集中县城学习，大会小会、大报告小报告、分组讨论，好几天开下来，头都胀了。我是也按惯例拿了一本不相关的书看。会议快结束的一天，大会宣读了我暑假时写给宣传部提意见的信，接着又宣读了一封类似短篇小说的信，内容是一个青年教师眼中山区的日常生活。做报告的领导声色俱厉地说：写信的人思想反动、低级趣味，抹黑社会主义新山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倾向。大家要认真深入地批判，揭穿这个可能隐藏的很深的阶级敌人。
分组讨论，每个学校领导分到了一张油印的信件。我们的校长叫林玉琳。他再次读完信件，就让老师们谈看法、作批判。那封类小说的信说到一件事：冬天某晚上，公社干部来学校玩，大家坐在床上打扑克。因为冷，盖了被子，大家嘻嘻哈哈。在干部来说，当时这叫与群
众打成一片。坐在干部对面的是一年轻的女民办教师，她的大腿边时不时会多出一只脚来，有时她会骚动不安，满脸通红，相应的，她盖着被子的小腹部位置这时会鼓出来动起来。很显然，这是坐在她的对面的公社的干部的脚的风流的属于生活小小节的不安份的结果。类小说的信说到这事时语调是不解、讽刺、愤怒、斥骂。全公社的教师总共有20多人，除中心学校的6、7位老师是公办教师外，其余的都是民办老师。几位年轻的同我关系不错的男性民办教师没作批判，先破口国骂，说写信的这小子塌民办教师的台。我赶紧站起来说：“别骂了，这信是我写的。那封署名余直言，给宣传部的信也是我写的。”令我至今还感到自豪、安慰、感谢的是那几位民办老师马上为对我的国骂向我道歉。我然后转向校长林玉琳，大惑不解地问道：“我这信是写给乐清县的同学的，怎么会到了你们手里？”林玉琳一脸言正辞严相，答曰：“公安局转来的。”我呆然、愕然、惶惶然，吓得冷汗都出来了。当时的我，不仅是我而是所有的人，相信党、相信组织比相信父母、自己要强1万倍。既然公安局光顾我了，那还得了！那时的我又纯洁、纯真、纯粹到比处子还纯，要不也不会对公社干部只略微不安份的脚如此大惊小怪。我以为我只要离开了文成县，就会没事的。批判我的第2天夜里，我偷偷地约了一起分配到中樟小学的同学王建勋，一起回到离县城10里山路的学校，帮我拿了行李，肩挑手提，跋山涉水，漏夜赶回县城里，乘最早的班车逃之夭夭了。同学王建勋有一位伯父是当地打游击出身的老革命，在我所在的区当中共区委第一书记。王建勋贫农成分，是个老实仗义的人，建议我找他伯父汇报解释。他说他伯父是好人，说：“我知道你是好人，一个正直的人。我们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我当时没听他的。事后，我得知，这位王伯父书记发过话：“黄河清，还是小孩子吗，什么公安局，别吓唬他。他最多是不安心山区工作。”可能幸亏有他这句话，他们才没有动用公安警察把跑掉的我重新揪回去。
1965年，我跑到了新疆。1966年，开始文化革命。1967年，我在新疆收到了浙江省文成县造反派的信，说我是文成县第一个造反的人，迫害我的人都揪出来了，要我回去控诉他们、平反。那时造反有理的口号声喊得震天响，举国上下，人人以造反派为荣、以保守派保皇派为耻。
1969年，我回到了文成县。我没有想平反、要平反，而只想弄清楚我那封从邮局寄给同学的信是怎么到他们手里的。文成县文教界的造反派帮我把当时的校长林玉琳、宣传部长施松涛找了来。宣传部长施松涛已当了县长、县委副书记，自在县城牛棚。校长林玉琳已被贬到很偏僻的山坳角落，跋涉了几十里山路赶来。我单独与施、林谈。施松涛努力地不卑不亢，名义上是检讨，事实上是说明当时并没有把我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倒是老实地交代了要下面查“余直言”是谁，查实了是我后，布置监视。施松涛写了一纸寥寥几行的检讨。我欣赏他的不卑不亢，不为已甚，一笑收下。校长林玉琳则有点低头哈腰相，不住地道歉请罪，写了几大张检讨交代。原来他接到查实监视我的任务后，就设法打开我房门的锁，进来搜查了一遍，搜到了那封寄给同学类小说的信稿，“如获至宝”（这四字是他的原话，当时流行时髦。）呈递上去，铸成了我的罪证。林玉琳还交代了区中心学校领导如何布置整我的情况，因为那时，区领导是两派都打的落水狗。但我已无心无兴趣去追究他了。
过后我想，幸亏我那历史反革命的父亲对共产党比我还忠心耿耿，丝毫没有灌输给我对党半丁点不满的念头。要不，我在日记或其它文字里有星点的流露，被查抄去，我就死定了。也幸亏儒家思想对我影响较深，我努力做所谓正派人。虽然我那时已有梦遗，对异性时会想入非非，喜欢看《红楼梦》中“贾宝玉初试云雨情”之类的回目，把越剧电影《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薛宝钗两位演员当成梦中情人，进行幻想，但闪念一起，立即抑制，认为这是黄色、下流、肮脏的思想，万万要不得，万万不能继续。要不，只要在日记或其它文字里有星点流露，被查抄去，我不死也得身败名裂。
现在我悟到了，宣传部长施松涛和校长林玉琳是互相依附、相辅相成的：有施松涛，必有林玉琳；有林玉琳，施松涛才能畅其行。施、林在最基层，往上一级一级相类相似相同，构成了一种制度，又演化成了文化。专制的统治就依赖这样的制度与文化延续、巩固。
文化革命初始的造反派曾对这种制度与文化有过一段自觉或不自觉的冲击。刘国凯在悼念杨小凯的文章里说造反派的公案还没了，我深有同感。不过，这是另话了。
刘飞跃先生，你我在不同的年代对党报说不的经历证明了时代在进步、历史在变化，终究还会变得更好一些。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你应该相信我在本文开头所说的“你真生在了好时代”的话。
（2004.7.21于地中海畔）
原载《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