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许多媒体对暴力征税事件发表评论，多家媒体提到“王幸福的幸福与不幸”，我想问您，您感觉自己现在幸福吗？
王幸福：我现在（稍停顿） 也幸福也不幸福。
记者：为什么？
王幸福：我感到幸福的是，我反映的事情，拖了这么长时间，终于得到了全国上下包括新闻媒体的重视。在上级的压力下，农户的部分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我感到不幸福的是，我现在被称作“农民英雄”，可“农民英雄”却不敢在家里住；我被称作“正义的化身”，可“正义的化身”却整天被人监视。
记者：您现在过不了正常人的生活，那怎么会幸福呢？
王幸福：总体来讲，我应该感到幸福。我的所作所为就是为群众办事，既然办了些事，我还是满足的、高兴的、幸福的。
记者：您家里的电话“已停用”，怎么回事？
王幸福：一是这段时间总打电话，欠费了；二是上面干扰，不让电话开通。
记者：那您现在怎么和外界联系？
王幸福：我在朋友家里和外界联系，找放心的地方，在不放心的地方我是不敢打电话的。
记者：您说您被监控，何以见得？
王幸福：我在北京还没回家的时候，一个老乡给在家的女儿打电话说要去，电话放下没到10分钟，那老乡还没到呢，乡政府的人就骑摩托车到我家了，问我女儿这个人来你家了没有。你说这不监控怎么能知道？
记者：这次媒体对您的报道，对您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
王幸福：我对待这个事很冷静，媒体是公正的，他们主动找我，我很欢迎。但县里对我是更加仇恨，他们认为是我主动找媒体揭他们老底，你也知道，不是那样的。唉，顺其自然吧。我的处境很危险，随时有被打击报复的可能。
记者：现在县里对您的态度怎么样？
王幸福：这个事在半月谈被头次曝光后，全国各地来了好多媒体，都直接跟我接触，不找也不想找县里。我听说，县委县政府领导成夜不睡觉，开会研究怎么处理这个事。记者一来，县里摩托车、轿车全上来了，拉媒体记者去县里住宾馆，还说我们得招待你们保护你们。有一天晚上，一个记者半夜偷偷跑回我这儿，说县里对你进行了人身攻击。我说那你们怎么看，记者说：“这表明他们对待你搞调查的事，态度还不端正，还是没有正确对待你。”其实攻击我反而增加了社会各界对他们（县领导）的批评。“
“有些人说我是‘民间信访局长’”
记者：老百姓对您怎么看？
王幸福：很多乡亲们找我问政策，咨询利益纠纷、土地纠纷、民事纠纷 我那儿好像一个“法律咨询处”，有些人说我是“民间信访局长”。（笑）现在政府派了很多眼线来跟踪监视我，而其中有两个眼线已向我表明说，他不但不会为政府通风报信，反而做我的“地下党”，为我传递信息。
记者：可有的人对您还有成见。
王幸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的名声不好。我跟别人不一样，很多人随大流，而我要跳出来，替弱者说话。我敢当面指责干部的错误，人家说我精神不正常，有点二百五。
记者：您做这调查，图什么？
王幸福：我不出这个头，农民们受的苦永远没人知道。
记者：家人支持您做这个调查吗？
王幸福：我的儿子对这事很恐惧，很担心，也很生气。有一年过年因为这个事都不回家了。女儿非常支持，她说她爸爸是个大英雄。
“我的调查报告被回良玉副总理批示过”
记者：印象最深的一次调查是哪次？
王幸福：有一次听说征税人打了一个80多岁的老太婆，打完了还踩她。我就偷偷上门调查。那家人听说我是来调查的，全家人都跪在了我面前。一边哭，一边喊我是青天。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哪儿是什么青天啊，我就是一个农民而已。可是，他们受了太多的委屈，根本没地方说去。所以连我这样的人，都被他们当作救星了。于是，我也忍不住放声大哭。
记者：暴力征税在您身上发生过吗？
王幸福：在我身上发生过乱收费的事。但是，因为我平时注意学习点相关政策，能讲出道理来，他们不敢乱来。
记者：调查中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幸福：有人不愿意说；有人怕被打击报复；有人觉得，你一个农民能管什么？有些人家，我去了三次都不和我说。
记者：怎样博取农民的信任？
王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要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不问他们要钱财，不求他们报答，农民兄弟自然就知道你这是在帮他们做事。
记者：一个农民做这样的调查很难被人理解。
王幸福：许多人问我是不是有后台，我告诉他们，后台就是中央的政策。其实，政府有很多替老百姓着想的好政策，但是，有些官员不执行，或执行得走了样。
记者：调查时您有顾虑吗？
王幸福：调查这个事，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并不是为了出名。当时也产生过放弃的念头：花了那么多钱，还没有回音。我的信不被认可的话，信转下来，县委县政府再砍我一家伙，打击报复，白花钱不说，还得吃亏，将来谁为我洗清冤枉啊？
记者：听说您的调查报告被中央领导批示了？
王幸福：我的调查报告转到上级有关部门，被回良玉副总理和河南省省长批示了，现在批件在河南省税改办公室。
记者：现在的处理情况您满意吗？
王幸福：一部分问题是解决了，还有一部分问题没解决。但很多人告多少年都没有结果，而我这儿，中央领导、省县领导都批示，对我还表示感谢啥的，这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记者：事到如今，您还有什么遗憾吗？
王幸福：有，暴力征税一事，被打残农户仍没有得到补偿，打人干部也没有得到处理。我还是希望这个事能从上到下地解决。（听得出来，王幸福对受害农户一直甚是牵挂）
“咱不是‘刁民’”
记者：许多媒体到你们村里采访，听到了一些诋毁您的话，您对这个怎么看？
王幸福：有一定的原因。为啥呢，1988年我曾打过一个人。但那次我们发生争执，是他先把我打了。当时，我小有名气，会画画、能作诗，还会武术，办过武术班。人家说，你办武术班还让人家给打了，是人家武艺高强，还是你犯啥错哩？我委屈，向派出所反映，可所长和他是亲戚，没处理他。我就决定报复他，把他脑袋打个“窟窿”。就这么个事，其他的事都是捏造的，都是对我的诬陷。
记者：您写的这个调查报告，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可有人说您是“老上访”，是“刁民”。
王幸福：咱不是“刁民”！我只是爱管老百姓的事。1985年，我看到村里的孩子们在危房里上课，孩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是，没有一个干部为孩子们担心。当时，我们村里是有收入的，建个好学校一点问题没有，可没人管。我把包括这个问题在内的六个问题写了一封信给县委书记，要求解决。后来我得知，县委书记批示了：情况若属实，不办甚惜，望乡政府协助解决。
记者：后来解决了吗？
王幸福：乡政府领导和村干部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对我非常有意见，他们做了假汇报。一次我去县委办公室，问他们：我反映的问题你们很重视，可为什么不解决？县领导说：“解决了呀？”我说：“学校还没人管！”县领导说：“你看，你们乡政府都写了解决的汇报材料，都盖了公章了，你说我是相信你个人还是相信你们乡政府呢？”就这样一句话到底了。我很气愤，已经答应的事、合理的事，却因为一个假汇报就过去了。
记者：这件事对您后来的所作所为有影响吗？
王幸福：有，我决定给中央写信，就给国务院写了一封信。信写了20多天，还请教过我们同学里念过大学的，他们说：信没啥毛病，写得很好，可是，农村里鸡毛蒜皮的小事，人家不会管的。我说：“不管管不管，没毛病就行。”我就花了8分钱，邮了出去，其实也没抱啥希望，就当没这回事了。可意外地，一个月后我接到中央一封回信，上面说：王幸福同志，我们认为你这种认真、积极、负责地向领导反映问题的精神是很好的，你来信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转请河南省人民政府认真调查处理。后来问题解决了。
记者：问题解决后，您的处境怎样？
王幸福：问题是解决了，可我也被大队领导注意了。他们想，一个农民写封信就惊天动地，把我们这些人折腾够戗，又写检查又写汇报又干啥的，要给他提成个干部，再替群众说话，那他可就了不得了。干脆给他弄个中学老师干吧，圈住他，他就不再告状了。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老师也没干长。因为这次写信我有了名气。
记者：也因为这次写信，您落下了“老上访”、“刁民”的罪名？
王幸福：虽然当时我办的事是正义的，但当时我的法律知识、工作经验、为人处世都是有缺陷的。那时我不成熟，我好心好意帮人家忙，却常常遭诬陷。
“我就是想当人大代表”
记者：有人说，您这是和政府作对，您怎么看？
王幸福：我这不叫和政府作对，党的政策在那里，你却不执行，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那才是和政府、和中央作对。调查后我发现，农民其实都是愿意交税的，可当地政府先亏欠了农民，拖欠了农民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工钱，或者没有调整好土地，农民在交税的时候当然要发发牢骚，那怎么就变成“抗税钉子户”了呢？
记者：上访往往是农民不得不采取的利益表达方式，而这又是非常艰难的，您不畏难吗？
王幸福：很多人为了上访都付出惨重代价，受打击后一蹶不振。但我王幸福不会，我就是被打击一百次，我还是会把正义的事情做完。
记者：您说过您会作诗。
王幸福：2000年4月我写过一首诗叫《问鼎村座有感》：陋居蓬径独悠悠，天海星繁月中楼。书倦烛换枕又起，一欢未忘十年愁。壮怀久在酬方寸，豪气长存贯中州。欲借天外金百万，福造一方复何求？
记者：下一步，您有何打算？
王幸福：我想办一个“农民维权网站”，与关心和研究农民的有识之士一起深入探讨“三农”问题，推进农村改革，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记者：您的愿望是什么？
王幸福：我就是想当人大代表。我想更好地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还有就是总结政府工作中存在的误区，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给党和政府当好参谋。
半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