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最近，李国涛先生救人心切，急于发动更多更大规模的全球呼吁行动时，我们一再劝他等一等。因为我们完全处于中共掌控之中，即使中共不抓我们，指示网路侦察员多搞点捣乱活动，就足以令我们的联系中断，陷我们于瘫痪状态了。我们目前，只能在中共容忍的有限空间里做一点点事，根本没有条件图大求多。
除了网上特务，我们的身边，还有更多的特务，以各种方式接近我们，监察我们。这些特务有在本地活动的，还有在外地活动的。识别起来很不容易。一般只有对一个地方的状况长期观察，认真研究，达到专家的水平，才能识别出来。对此不太重视的民运人士，总是屡屡上当，或者成为特务操纵的工具，搅乱民运，或者与特务合作，最终被诱进监狱。或者最后醒悟过来，自感已被特务操纵的灰头土脸，只好退出民运。
在大陆这很简单。凡跟异议人士有经常来往的，公安机关便会找去谈话，调查来往内容，连哄带吓，要求对方配合，充当线民。凡不愿充当线民的，以后自然也不敢再与异议人士保持联系了。这样异议人士的身边，剩下的几个朋友，除了不屈不挠的同道，其余几乎都是中共的特别情报员了。
中共对异议人士的监控，是全方位的，正如杨天水先生指出的那样，他们施行章鱼策略，把触角伸向四面八方，构成严密的蜘蛛网状，哪里有一点动静，当局就会立刻察觉。
除了安全部网路侦察局、技术侦察局对我们进行电讯监控，公安部国保局通过特情对我们进行人力布控之外，政权最基层的派出所、街道、居委会、保卫科也负有侦察任务，都有各自的一班情报员和明确的侦察物件。
由于现在政治形势复杂，国家安全部的对内人力侦察系统也急剧膨胀。去年我的一个朋友被蚌埠安全局抓去审讯，我们八九个朋友，赶去营救，好不容易找到富丽堂皇的安全局新大院，门卫却不许我们进入院内办公楼，并且严厉地警告我们：市委、市政府、公安局都可以闯进去上访告状找人什么的，这里却绝对不行，谁敢未经领导批准进入大院，一定会被当场抓起来，送去劳动教养三年。
在登记求访等待批准时，我顺便翻看了一下访客登记薄，登时倒抽了一口凉气，原来我一直以为安全局只是一个针对国外的侦察部门兼技术侦察职能，没想到他们现在的触角那么深，在辖地各个单位、部门、工厂、宾馆、酒楼、火车站都有线人，这些线人定期到安全局汇报工作，领取津贴，也需要做访客登记。而且由于受培训较少，线人在访客性质分类里填写得很明确：约谈、工作谈话。我十分讶异这么重要的资料，怎么会摆在传达室里任人翻看，问询传达员后才知道，由于近期安全局工作量太大，人员编制跟不上，安全局的传达员，都是拉关系、走后门临时雇用的退休老工人，当然缺乏安全概念。
但是第二天我们再去，我想再翻看那本“威虎山联络图”时，就再也不见踪影。新一个传达员冷冷地告诉我们：“不许乱翻乱看乱问，安静等待，昨天那个传达员，糊里糊涂，违反纪律，已被批评处理。我可不想惹麻烦。”看来，蚌埠安全局头目昨晚就通过监视摄像镜头发现并堵住了这个漏洞。
中共由于生性是个非法暴力组织，所以从诞生之日起，就必须隐藏起来，按照毒蛇和老鼠的生存方式，在地下活动。所以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到最基层的乡村党支部、党小组，直到已掌握政权55年后的今天，由于“工作”中说的尽是不敢为人听到的黑话，干得尽是见不得人的丑事，依然还像黑社会那样，严格奉行情报组织的活动规律，一切都对外保密，经常在夜间开会。
这就导致，中共女干部的丈夫，长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妻子总是神出鬼没，动不动外出开一整夜的会，到底在搞什么性质的“革命活动”，做丈夫的永远也搞不清楚，夫妻纠纷当然不断，最后只有离婚或屈服。所以女子一加入中共，就变成了江泽民在哈佛演讲时所称的“free-women”了。
中共是通过特务活动起家的，可以说中共在特务工作方面所花的精力、代价，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或组织能比。前苏联克格勃庞大无比，触角伸向全球各个角落，曾经令人谈虎色变，而中共的情报组织，其实更复杂、更庞大、更无法估计。
中共的大大小小每一个头目，都兼职从事情报工作。即使杨尚昆后期做了国家主席，也照样兼做情报工作。蒋彦永就曾经是杨尚昆的情报及统战工作物件。而美国洛杉矶侨领陈文英，更是杨尚昆单线联系的特别情报员，杨尚昆有一次访美时，曾亲手递给陈文英10万美元现金活动经费。
由此可见，中共把情报活动置于多么重要的地位，堂堂国家元首访美，居然都要亲自从事情报活动，传递大笔现金，这可是严重违反访问国法律和外交惯例的，若当时被发现揭露，全世界都会震惊，简直臭名昭著，中共却根本不当回事。
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中共特务，才能做一点正事。
(－－转载自《议报》15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