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次政治局会议实际上还请来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黄宗良讲解西方民主政治的优势，要避免“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为此，权力就必须制衡、监督。西方的三权分立和立宪就是在加强权力的监督，这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精华。黄宗良还指出，苏联和东欧共党的败亡是失去三大优势，一是失去群众的基础；二是党的组织和纪律不见了；三是共产党变成教条主义，与现实脱节。黄宗良并且介绍西方民主的普选意义，指西方的政党和民众是结合在一起的，议员任职期间，经常与其选区的选民见面，大家互相沟通交换意见，这样的关系值得共产党重视和思考。
这一套政治学说有“全盘西化”之嫌，至少是肯定“资产阶级民主”。如果这也是胡锦涛的“新政”，那么，这是他刚上台推出“新三民主义”之后，“新政”的第二阶段；或者说第一阶段很难展开，就必须以第二阶段来“攻坚”。
说这是“攻坚”并没有错，因为邓小平就表示过不赞成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因此在纪念8月22日邓小平诞生100周年时，江泽民帮派可能把邓小平的这个 “最高指示”搬出来。但是这个最高指示是邓小平在后期，一方面是子女在做生意，一方面就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发出的，有欲盖弥彰之嫌。然而 1980年8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并且在8月31日讨论通过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却推崇西方国家的制度。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为甚么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斯大林、毛泽东那种严重破坏法制的事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三权分立的制度。毛、邓都看到这点，但是又不肯放弃自己的独裁特权，所以拒绝进行制度上的改革。毛可以批评斯大林，结果自己搞了文革浩劫；邓小平批评了毛泽东，但自己也制造了六四屠杀。那是因为邓小平指出了制度中的弊端，如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终身制等，但是也没有进行真正的改革。江泽民则不但从来没有批评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而且禁止人们批评，还把他们最消极的东西继承下来，反对所谓“西化”和“分化”，因此二十多年下来，问题还没有解决，三权分立还是一个禁区。为甚么对还没有在中国被实践过的西方民主制就要坚决反对而声称不符合中国国情呢？这又如何能够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现在胡锦涛用“专家”来鼓吹西方民主制，“专家”在第一线，胡锦涛则根据江泽民和外界的反应再决定进退。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林保华所做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