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教授， 最近中国外交部发表一个声明，要求澳洲视您为非法移民，您怎样看待？
袁红冰：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声明是完全违背事实真相的，我并不是要移民澳大利亚，我是在按照国际法、按照联合国宪章、按照澳大利亚所签署的相关的国际条约，到澳大利亚来寻求政治庇护，因此跟他们所说的非法移民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中国外交部的声明中还谈到您是违反了中国公民到海外旅游的法律规定，您是怎样看的？
袁红冰：首先从现代法的精神的角度上讲，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国家权力官僚集团私有制，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只代表官僚集团的利益，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因此从现代法的精神的角度上来看，这样的法律本身就缺乏合法性。而且，他们的宪法就明确地规定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怎么可以有一个宪法规定只能有一个党来掌握国家政权呢？这样的法律难道具有合法性吗？所以他们说我违反了他们的什么法律，这从现代法的精神的角度上讲，都是不值一驳的。
中国政府在声明中还提到，您在当地政府受到高度尊重和信任，不存在政治迫害的事情，是这样吗？
袁红冰：我从八九年的六四以后受到长期的政治迫害，这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已经清楚的历史事实。他们说我在贵州没有受到迫害，首先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不得不留在贵州，而我的妻子和女儿是在北京，我每年只能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和他们相聚，这样的一个状态难道不是很违背基本人性的一个政治迫害吗？让我终生留在贵州，实际上就是对我实行流放刑法。在中国古代流放是次于死刑的最严厉的刑法。
另外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们对我进行了极其严密的监控，我对此有亲身的感受，最近几年他们确实给了我一些学术上的头衔，但这些头衔和他们对我进行秘密监视，把我终生流放到贵州，目的都是同一个，就是要我背叛自由的理念，做他们恭顺的精神的奴隶。而我之所以接受这些头衔就是要麻痹他们。
您刚才说到您在贵州受到长期的监视，您能举些例子吗？
袁红冰：比如说我的电话是被窃听的，比如说在我的学生中就安插了一些告密者，比如说在我的住处的楼上楼下，都有人定期地向安全部门汇报我的行为。
你能不能谈一下，这四部作品都是在怎样一种秘密情况下写出来的？
袁红冰：我一般是凌晨2点起床，窗帘用的是那种厚厚的那一种，不能有缝隙，以防对面楼上监视我的人发现，开始写作到早上8点，然后喝一杯浓浓的咖啡，再去上班。有时晚上写作是在外屋开上电视机，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大，让他们觉得我在看电视，然后我就在里面很小的一个屋子里写作。
是什么原因使您认为您的小说还会被没收？
袁红冰：这是由小说的内容所决定的，第一部小说“自由在落日中”就已经在1994年被他们毁掉了。而且当时他们逮捕我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就是我撰写了“自由在落日中”这部“反动”小说。那么我现在重新把这部小说恢复起来，理所当然地，一旦被他们发现，他们一定会把它毁掉。
另外我写的第二本小说叫做“金色的圣山”，反映的是从59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到90年这个整个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对于藏传佛教以及和藏传佛教相连的圣洁的精神生活进行摧残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样的一部小说，它当然是违背共产党的根本利益的，是对共产党的宗教灭绝罪行的一种深刻地揭露。它当然要毁掉这部小说。
第三本小说“文殇”，是我的自传体小说，描写了我从少年时期一直到90年代的末期这个漫长的时间里，我是如何和专制政权作斗争的。也描写了同我一起和专制政治作斗争的朋友们的命运，那么这样一部小说当然也是他们不能容忍的。
第四部小说写了在目前的这种精神压抑之下，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精神的堕落过程。那么这样一部小说也是他们的出版检查制度所绝对不允许的。
而且在整个的这些书中直接地反映了中国现在司法系统的黑暗和腐败。所以这些东西显然是他们不能容忍的。
中国外交部在您出逃一周多之后才发表声明，据您分析，这中间有什么原因？
袁红冰：据我分析，就是他们确实没有想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无论他们对我严密监视也好，无论他们用流放的方式迫害我也好，无论他们用许多高官厚禄引诱我也好，我都没有放弃自由的理念。这一点也让他们措手不及，惊慌失措。所以经过一个多星期之后，他们才想出一个这样很可笑的理由来对我进行进一步的政治迫害。
您认为中国会用贸易逼迫澳洲政府将您送回中国？
袁红冰：中国会这样做的。他们已经多次有过这样的做法。但是我相信澳洲政府会坚持自由的理念的，我也相信澳洲政府不会做出让他们自己蒙受耻辱的事情。
您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员，现在还是吗？
袁红冰：我早已不是了，我和共产党决裂是在六四的枪声响起之后，我就和共产党彻底地决裂。在六四之后呢，因为我组织了北大教工后援团，同时因为在六四期间，我召开了一个北京大学共产党员大会，呼吁共产党员共同团结起来，对抗北京市委的暴政，由于这样一些行为呢，在六四之后，我受到了长期的政治审查。当时不允许我上课，那时北大有70多个教师上了政治审查名单，我是第一个。经过这次政治审查之后，给我的处分是留党察看一年。但是给我了这个处分之后，我仍然坚持自由的理念，又完成《自由在落日中》这本小说，同时又组织了自由工会式的组织“中国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等等，由于这些事情，在九四年把我逮捕和在释放我之前，就把我开除了党籍，我就不再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认为和这样一个党组织进行决裂，是我的光荣。
你能跟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你觉得你是怎样的一个人？
袁红冰：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崇尚自由精神的人，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短短的几十年，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选择自己精神信仰的自由，当一个社会不能满足人们这个自由需求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反人类的社会。这是我从小的一个基本理念。
另外一个，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侠义精神的人，我很小的时候，看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我就想做这样一种人：一个堂堂的男儿，能够把天地的正义担在自己肩上的人。
这些年来，我一直把这二个原则作为我自己生活的准则。我创立了英雄主义人格哲学，这个英雄就是敢于把自己的生命作为祭品献给自由和民主事业的人。所以这是我们当代中国最需要的英雄。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