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恐怖的夜晚再也无法从我脑海中抹去，那一棒打在我伯父的身上，但却重重打在我幼小的心灵。我时常梦见伯父教我读书、下象棋、讲历史故事。那一棒打出我立志终身反抗中共暴政的信念！
伯父被打死后，那党支部书记又将迫害的矛头对准村上一名富农。这名富农终于忍受不住长期批斗、捆绑吊打，假装疯癫，但仍然逃不出共产党的魔掌。他们在村外挖了一个四米多深，直径一米多的圆洞。将那富农关在洞里，并唆使无知的孩子用石头砸他。三个多月后，人们发现那富农没有动静，终于死了。
我们家乡虽然在江汉平原的“鱼米之乡”，但许多农民却过着饥寒交迫、缺衣少食的生活。每年闹春荒，断粮数月。我永远不能忘记十一岁那年的春天，家中断粮数日，每天只有一点蚕豆充饥。我饿得躺在屋外晒太阳。母亲不得不提着篮子和村上几个妇女外出要饭。一天傍晚母亲讨饭回来，由于又饿又累，一头倒在家旁一条沟中，要来的饭洒了一地，我和姐姐、妹妹将米饭一点点拾起，洗净，慢慢和着野菜充饥。
农民不仅过着穷困的生活，经受中共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而且被划定为下等公民，终身禁锢在土地上不能动弹。“成分不好”者及其子女更是下等公民中的贱民，多少人间悲剧在我眼前发生，多少辛酸的故事让人气断肠回！而我的家乡不是偏远的山区，小河的对面是县城，铁路到武汉只需一个多小时！想想那些自然条件差的山区，会是多么贫困，多么黑暗！
十六岁那年，我考上大学，天真以为可以为伯父被打死平反，结果自己反而被那支部书记的儿子们打得半死，在医院里住了二十多天，而中共的司法系统不仅不闻不问，反而和那支部书记串通一气，写信到大学，言我“不可重用”。
从那时起，我发誓推翻中共暴政，开始着手研究中国问题。首先我着手研究共产主义理论，仔细阅读马克思主义《资本论》和其他政治学说，越读越觉得共产主义荒谬不堪。然后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到西方历史、宗教、哲学，发觉共产主义根本不能代表西方文明，研究用什么作为推翻中共的思想理论，于是又回到中国历史、哲学和文化，发觉我们文化中有许多灿烂的东西，而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短暂的瞬间，他们既不能代表西方文明主流，更不是中华文明的产物，而儒家文明不仅不像中共批判的那样腐朽衰败，而且能充分吸收西方现代文明，并发扬光大！我从康得、黑格儿哲学中看到马克思的渺小、无知和浮躁，从基督教的博爱、仁慈看到共产党的残暴、邪恶；从中国历史上暴政的垮台找到推翻中共独裁的信心。
完成理论的探索后，我必须找出推翻中共的方法。像许多革命者一样，我曾试图以和平改良方式完成中国民主变革，甚至象许多今天已经钻倒共党高层的人一样，希望入党、升官后从中共内部改变中共，而且我被分配到北京，是中共开放后第三届大学毕业生。但我很快发现这条道路走不通。推翻中共必须用从下至上的革命方式，这是中国历史和中共本质所决定的。我从中国历史上发觉许多宝贵经验仍然适用令天的革命。我在公安大学的位置给我许多有利条件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真实状况，也走遍了全国许多地方，得知一些被中共刻意掩盖的真实国情，获晓国内外许多人在从事反抗中共暴政的运动。
广泛的探索使我发觉自己脱胎换骨，真正“因信而得救”。我于一九八六年开始秘密物色地下反共成员，并成立“中国民主党”。一九八九年六四运动爆发，我极力坚持不暴露组织、秘密支援学运的原则，因为中共一定会血腥镇压学运的。我秘密发动警察上街游行，致使北京的军警袖手旁观。中共六四大屠杀后，我继续发展地下组织，并在公安大学数次张贴传单“万岁，勇敢的罗马尼亚人民；起来，消灭中国的齐奥塞斯库！”乔石下令：“一定要侦破公安部后院这个定时炸弹！”托我所学侦察专业之福，中共没有查出我们，倒是冤枉了许多无辜的人。
一九九一年夏天，我去南方发展底下组织，并去云南了解购买地下武器状况。同年十月二十六日凌晨，我在北京被逮。幸运的是我在被连续审问十一个小时后成功逃脱。中共九次向全国通缉，但他们并未能抓住我，我成功逃到欧洲，最后到美国。
亲身体验西方民主制度，特别是进美国法学院系统学习后，我更坚定了追求中国民主的信念，更加坚信武装革命能够推翻中共暴政，中共越是拒绝政治改革，人民武装起义爆发的时机越快。
共产主义既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也不是西方文明的精华。我深信中华民族一定会抛弃这个真正外来的荒谬东西，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像台湾、新加坡、日本、韩国那样将儒家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文明。届时，有着数千年璀璨文明、勤劳聪明的十几亿中国人和海外数千万华侨的经济成就，中国将再次领导世界文明，高举人类文明的旗帜。我深信我们中国能够比美国更好地担任这一角色，如同我们在人类历史数次领导世界文明一样。
(二OO三年于美国纽约)
(载自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