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门的厕所不是没见过，但是眼前这个结构嘛，非但没门，在坑与坑之间只有一堵矮墙，也就是说，蹲着的人一偏头就可以看过去一排人头，当然都属于别的正蹲着的人。若是不偏头直视
前方，就得准备随时和那进进出出的人打个照面……当然是人家站着你蹲着，人家穿着衣服你半裸着，人家从高处俯看正在用力的你。哎，越想越是全身起鸡皮疙瘩。怎么办呢？
只好面对着墙壁，低下头来。至少在三面墙的环护之下，有被掩蔽的错觉；而且也避免和别人四眼相对。我像一只缩头缩尾的病鸵鸟蹲在那儿，然后就听见有人走进来；是新加坡来的作家。她叫了一声“哎呀！”就停在那儿不动。过了一会儿，发现了我，遂也走了过来，默默地作了我的邻居。
在我们离开时，看见另外两个坑上也已有了人；两位来自河北的作家，正蹲着聊天。那两个人是把背对着墙壁，脸向外蹲着的。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两个海外人蹲错了方向！
“可是，为什么脸朝外呢？”我们边走边研究，那坑的结构极简单，没有什么非要人朝外的科学理由；那么，“难道我们的鸵鸟心理这儿的人没有吗？”恰好一个上海朋友走过来，我们问他，他露出听天方夜谭不可思议的表情说，“那当然脸朝外啦！否则岂不是把光光的后面给别人看吗？”
新加坡人反驳得也快，“没道理呀！依照这个逻辑，那么脸朝外，岂不是把光光的前面给人看了吗？”出来游山玩水的作家们乱哄哄笑一阵，这个不怎么适合绅士淑女的笑话也就过去了。
但是对我这个喜欢对文化现象胡思乱想的人却没有过去；在笑话的里层一定有一个文化的合理解释，一定有的。
离开西安，回到我宁静的书房里，终于可以把一路上朋友的赠书好好读读了。首先就要看西安的作家怎么写西安。贾平凹的《西安这座城》写得深情款款，突然有几句话揪住了我的眼睛：“你不敢轻视了静坐于酒馆一角独饮的老翁或巷头鸡皮鹤首的老媪，他们说不定就是身怀绝技的奇才异人。清晨的菜市场上，你会见到手托着豆腐，三个两个地立在那里谈论着国内的新闻，去公共厕所蹲坑，你也会听到最及时的关于联合国的一次会议的内容……”
有意思了！他把酒馆、巷头、菜市场与公共厕所并列起来，显然表示公共厕所是一个现代的所谓“公共空间”－－和今天的酒吧、广场、演讲厅，从前的水井边、大庙口、澡室和菜楼一样，是市民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在西方，一般家家户户都有自用的卫生设备；马路边的公共厕所不为居民所设，使用者是真正内急的过路人。过路人互不相识，解完手继续上路，没有在厕所里说三道四的欲望和必要。厕所只有机械功能而不具社交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各人关起门来办各人的事儿最简单便捷，谁也不打扰谁。门，是必要的。
可是当公共厕所是相属某一个社区的设施时，它不可避免地就担负起交流的任务。都是街坊邻居，在厕所里碰面能不聊几句吗？若是和暖的春天，人们可以在村子里头大树下边抽烟边谈话；若是萤火虫猖狂的夏夜，人们可以抱着自己的凳子到庙前广场上边赶蚊子边论天下。到了寒气侵人的冬日里，反正不能下地，难道公共厕所不是个颇为温暖的去处？至少那儿遮风挡雨，那儿弥漫着人的气味，那儿肯定有人……即使是寂寥的半夜三更。去那儿的人在排完胸中块垒之后通常神清气爽，无所郁结，容易挺直了背脊畅所欲言。再说，厕所里一目了然，不会有密探埋伏，竟也是个说话有豁免权的自由天地。
老农蹲在大树底下聊天时，肯定个个把背对着树干，脸朝外。脸朝外，才好左顾右盼，呼朋引友。在这种地方若有一个家伙脸朝着树干，把背给别人看，显然是愤世嫉俗的，古怪的。公共厕所既然和大树一样是个互通气息、发表意见的公共空间，哎，我当然蹲错了方向！
而既然是公共空间，有门不如没门吧？我们能否想象将咖啡馆的座位一一间隔起来用门掩上？那就不再是有沙龙性质的咖啡馆了。我们能否想象将一个城市的大广场切成小块用一扇又一扇的门关闭？当然能的；从前的君主们为了不让市民聚集论政，曾经在广场上建筑起七七八八的设施，用以抵消广场的公共空间作用。但是市民“街谈巷议”的欲望是堵不住的；人们遂流向公园，流向老庙，流向……公共厕所。伦敦有海德公园，台北有龙山老寺。而“文革”期间，多少人在交代不出来的时候脱口而出，“是厕所里听来的”？如果是个有高墙厚门、谁也听不见谁望不见谁的厕所，贾平凹又怎可能在蹲厕时“听到最及时的关于联合国的一次会议内容”？
而且，我也绝不会听到这么精辟的民族自我分析：北京人多礼多话，上公共厕所时，一个说，“真巧啊，您老也上厕所呀！天这么冷，幸好这厕所离得近。您先请先请……”那另一个就说，“您也来啦！身体好吗？老爷好吗？大嫂几时……”临走时，两个人还得再来一回合：“您老尿完啦？好啦？您……”而内向寡言的陕西人据说是这样对话的：
“尿？”
“尿！”
“完啦？”
“完啦！”
因为没有防堵的门，所以市民对国事的看法得以交换而集思广益，人们对乡里的情感得以交流而同舟共济，个人更因为胸腹中无所郁结而得以充分发泄个性才情。作为一个责任重大的公共空间，公共厕所之有门无门朝里朝外，差别大矣！
《百年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