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为证：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久之，内侍王继恩问故。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陈继儒《读书镜》)
又据史载：某日，(太祖)后苑挟弓弹雀，有臣僚叩殿称有急事，上急出见之。及闻所奏，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对曰：“亦急于弹雀。”上怒，以钺斧柄撞口，两齿坠焉。徐伏地取齿置怀中，上怒曰：“汝将此齿去讼我耶？”对曰：“臣岂敢讼陛下，自有史官书之。”上怒解，赐金帛慰劳而去。
作为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为什么会怕史官以至于此呢？我想，无非是史官有权忠实记录他的言行，包括他的过错。那么，史官这种权力又是谁赋予的呢？我没有考证过，凭经验知道这应该是皇帝给予的。既然他的饭碗都是皇帝给的，他为什么不光捡好的记录，给皇帝脸上贴金，让皇帝佬儿高兴呢？想必，皇帝在给他这项任务的时候，也有所交待，或者说制定有某些规章制度，让他遵守之。
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什么不把记录他“劣迹”的人撤职查办，换个识相一点的？我想赵匡胤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肯定要恪守自己的底线，不然的话，莫说是撤掉一个史官，就是杀掉个把史官也如碾死一个蚂蚁，易如反掌。这说明了宋太祖虽贵为人君，仍是有所敬畏的：敬畏人民；敬畏史官；敬畏所制定的规章制度。老赵所受史官的制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舆论监督吧，史官某种意义上类似我们今天的喉舌吧。
皇帝“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皇帝在工作闲暇之余，打只雀子娱乐一下，也“自有史官书之”，可见这种监督所达到的程度。而我们今天的舆论监督却屡屡碰壁。记者因搞舆论监督被吓唬、恐吓已成家常便饭，被打击报复也屡见不鲜。甚至有的舆论工作者因监督之故，被人掏高价悬赏人头的情况也出现过。
我们监督的仅仅是一些地方小官僚，就如此的艰难。相比之下，宋太祖的胸襟要开阔多了。他养史官来记录自己的过失，这要何等的勇气啊！我不觉敬仰他的气魄，想做他的史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