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相近，性相远: 徐悲鸿和刘海粟的人格尊卑

“徐悲鸿 ：（1895-1953）现代绘画艺术大师，江苏宜兴人。四岁入塾，从父习画。年甫弱冠，东渡日本，翌年赴法，师事达仰，继入徐梁学院及巴黎国立美术学校1921年游学德，1927年归国，任中大艺术教授。1933年在巴黎画展，法政府选购十二幅，辟专室陈列。旋赴欧，在德、意及苏联举行画展。抗战后，屡在国内广州、长沙以及香港、印度、星洲等各地为救济祖国难民，举办画展。历任北京大学、桂林美术学院教授。后，任北平艺专校长。解放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在绘画创作上，反对形式主义，坚持写实作风，主张“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末足者增之，西方绘画可采入者融之。”继承我国绘画优秀传统，吸取西画之长，创造自己独特风格。长于国画、油画、尤擅素描。造诣极深，善于传神。著名油画《 我后》、《田横五百士》国画有、《九方皋》、《愚公移山》、《会师东京》等，最为所重。画马为世所称，笔力雄健，气魄恢宏，布避设色，均有新意。。1952年病中，曾将自己一生创作和全部珍藏，捐献国家。平生积极从事美术教育事业，为中国美术事业发展，鞠躬尽粹，培育不了少优秀人才。。1953年卒于北京。年仅五十九岁，就其寓所改建徐悲鸿纪念馆。其代表作《奔马图》，最为人所喜爱。间作花鸟及猫，亦别具风格，情趣盎然。着有《普吕动》、《初伦杰作》、《悲鸿素描集》、《悲鸿油画集》、《悲鸿彩墨画集》等行世。（张伟明编文于泰山）”

“刘海粟(1896-1994)画家，美术教育家。江苏武进人。1912年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1919年后，赴日本、欧洲考察美术。1930年被聘为比利时独立百年纪念国际美术展览会审察委员。1931年应邀赴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讲学。曾在日本、欧洲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建国后，历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名誉院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美协第三届理事。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81年被聘为意大利国家艺术学院院士，获金质奖章。有画集《黄山》、《海粟国画》、《海粟老人书画集》，着有《米勒传》、《中国绘画上的六论法》等。（张伟明编文于泰山）”

这两段画家生平介绍选自“中国画院画家网”，亦出自同一编者，但文字间，编者对画家的仰慕与淡然依稀有别。两位长幼仅一年之差、游学经历惊人相似，又同样作为于中国文艺教育界的画界先驱，如何在后辈的眼中厚薄殊悬呢？

先说他们的游学经历吧。我们从上述刘海粟的生平简介中可以看到他“1919年后，赴日本、欧洲考察美术”。何谓“考察”呢？对时下贪官行径悉知的小老百姓对此十分捻熟，这就是钞票铺就、官书开道的社交旅游。出身富豪的刘海粟当年是如何游学欧洲、“考察”美术的呢？且看易大旗在“徐悲鸿、刘海粟恩仇记”一文中是如何说的：“1927年，徐悲鸿留法学成归来，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同年刘海粟赴欧，以他飞扬跳脱的个性，要像徐悲鸿那般寒窗苦读，是很难做到的，他大抵是中国传统文人‘游学’的路子，不但在各美术馆之间游走，亦交游广阔，与当时长居巴黎的毕加索、马蒂斯均有来往。”呵呵，这大概就是刘海粟日后被人诟病“素描功底其实很差”的原因吧。其实，美术是很透视一个人勤奋程度的艺术。记得我小时候，曾花了一个暑假，津津有味地在废报纸上照《芥子园画谱》练习画竹叶，却很少画竹杆，结果画出的竹子图一眼就被同学看出了灵秀竹叶与积木般僵硬的竹杆间的不协调，羞愤得自此挂上了画完整竹图的笔。至于徐先生是怎样勤奋的，我记得《徐悲鸿的一生》中提到，他那很严重的胃寒毛病，就是在巴黎三餐不继地在卢浮宫连续临摹画作落下的。

徐、刘二人为人师表多年，又以刘海粟因其寿而广植生徒数辈胜出，以致号曰“刘海粟徒弟”者泱泱多如路人。而他二人扮演为人学徒的那一面又如何呢？徐先生不仅与他的法国老师达仰师生情挚，也曾更名“黄扶”，以铭记黄警顽与黄震之两位先生的扶助恩德。“尊吾师，以贤他人”的风范和他日后广受学生尊崇的地位相得益彰。至于刘海粟先生，呵呵，我能从网上找到的一些“野史之说”或可助读者一管，以窥其豹。网上有一篇名为“徐刘之争”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刘海粟“趁师傅周湘不在家的时候去借芭蕉扇，对师母爱不释手，师傅知道后一病不起，回到金陵，告老还乡。老徐（徐悲鸿）本比季芳兄（刘海粟）大一岁，而且尊师爱道，周湘死后，师母写信细说原委，让老徐秉持公道。从此，明里大家不说，但争的什么，刘和徐最清楚。”这段文字太隐讳，很难从中一窥事实。那么，关于刘海粟是怎么礼遇恩师周湘的，请看这一段文字：“把他（刘海粟）怎么样欺师灭祖,买通打手殴打恩师'周湘',买通'法官'逼迫他的老师还债,最后致其（“致其”二字，本文作者添加）含冤去世。九十年代,'周湘'的孙子在香港报章上给他（刘海粟）公开信,他避而不答,逃避现实的做法,公诸于众。”

其实徐刘二人最大的争议是关于日伪时期的人格操守。日伪时期，徐悲鸿先生无论在艺术创作上（比如他的旨在唤起民众不屈抗日决心的《田横五百士》和《 我后》两幅作品），还是在积极筹款抗日、不与日本人同流合污的个人操行上，都示范了人性和民族性至高尊贵的一面，令后世景仰。而我们的“艺术叛逆”刘海粟先生，即便是在他的忠实门徒笔下，其日伪时期的经历也是被羞涩地略过的，又或是被惶惶然地饰以“赴印度尼西亚办画展以捐国资抗日”的美言，然而终究是不敢提及他“坐日本的军用专机回中国来参加抗战”这种“天大的笑话！”。至于“他（刘海粟）四十年代在上海举行画展,竟然要请日本驻上海的驻囤军司令剪彩”的事实，则是讳莫如深的刘门大忌。汉奸吴湖帆与刘海粟关系非同一般，而“刘海粟跟陈公博、周佛海的交情”，只会“比吴湖帆更进一层”。吴湖帆是汉奸而刘不是，这种逻辑，叫悖论吧？

人格分大小，民族性这样的大人格，不到非常之时期、不遇非常之境况，是难以体察的。而小人格的”诚信有无“才是最容易被体察到、又最常被用之于划分人品的试金石。刘海粟“惟一的研究生”简繁先生在他的《见证》（《沧海》第三部）一书中，有一段关于刘海粟吹牛的文字令人乍舌：“他（刘海粟）的那些诗词听说都是人家帮他写的，有名有姓的。其实请人家帮忙也无所谓，张大千从前也请人家代笔的，你就不要再吹了嘛。刘海粟在上海，跟一个与我有点亲戚关系的老党员吹，中国一共只有一个半画家，一个是他，半个是林风眠。刘海粟这个说大话的特点，有一部分使他成功，一部分使他失败，这是两方面的。他的成功是他用大话说出来的，可是他引得人家反感，也是因为他说大话。我抗战胜利从重庆回到上海，认识了刘海粟。认识了，刘海粟对我很客气，我也对他客气，一直到了上海国画院成立，我们都是筹备委员，天天开会，这样子弄得很熟。一开始，我还不相信刘海粟爱说大话，后来接触多了，事实证明他爱说大话。”这一段的文字让我想起刘海粟的另一个经典段子：“年轻时，刘海粟以草书笔法画了一头大写意狮子，请章太炎题词。章题之曰：“近看似是石，题之曰狮子；托名于象形，其实是指事。”这种语含讽刺的题词，刘海粟竟浑然不知，而且四处张扬。”。在为人小节上，我所佩服的另一学养兼并、“秉性梗直而又疾恶如仇”的名人傅雷，也曾因为与刘海粟性情相远而绝交二十年，起因是傅认为刘海粟作为美专校长，待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导致执教上海美专的张弦生活艰难，直至去世。傅为张打抱不平，因而对刘生怨。

徐刘两位前辈已逝多年，引发我这样翻陈蹈腐的是这样一件事由：前些天偶然在网上发现有一篇署名为陈传席的文章，题为“我为什么说刘海粟是汉奸？”以及另一篇不具名的文章“ 刘海粟是人还是鬼？”，好奇之下，欲看详文，却百寻不获，最多只留有标题和读者评论。又尝试用其中关键词在google中搜索，仍所获寥寥，至今不得阅。陈先生遭受的打压，或可从另一面得到证实。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李超德的一次发言中提到“美术界有一位教授，名叫陈传席，此人才思如涌，狂傲不羁。前几年他写了一篇评论刘海粟的文章，对海老一生的功过得失作了过程性评价，不想开罪了海老的徒子徒孙，遭到前所未有的围剿。其实陈教授也没有说什么过激言论，只不过还了海老本来面目，给予人所共知的大师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罢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怪：越是粉饰庄然的盛名越可能引发窦疑，越是试图封掩的口舌，越有可能寻他径烂漫而出，奈何？！徒子徒孙又何必以这样的蠢行玷污了刘海粟毁誉参半的名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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