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刘荻的观点，认为妨害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就是国家本身，那么宪政制度就是人民想套到国家头上去的一个安全套。违宪审查是对立法者的“计划生育”，分权制术就是对独裁者施行的绝育手术。民主呢，民主是上床之前的自由恋爱，宪政是上床之后的避孕措施。很多人误以为选举的意义是寻找白马王子，其实选举的目地只是防止被强奸。民主和宪政一样，在本质上都是防御性的。防止来自独裁者和枪杆子的强奸，使一场统治就像一场婚姻，具有一种“我愿意”的正当性。
不过持以上观点的人很可能因为“颠覆国家安全（套）”的罪名被国安抓起来。困为按照抓人者的立场，宪政制度是并不需要的。他们会骄傲的认为，有国安部就足够了。“国家安全部”就是一个弹性良好、密不透风且有水果味的“国家安全套”。在每一次国家向个人施暴的场合，这帮蠢货不是把这个套子套在国家机器上，而是套到人民的脖子和嘴巴上。他们出于无知，误以为这样就不会留下仇恨的种子，留下极权体制下丛生的孽障。
◎ 国安局的制服象征权力不受制约
因此谜语的第二重含义，是独裁者反其道而行之，将其豢养的特务和打手当作了自己行淫时的“安全套”。国家安全局的制服象征着权力不受制约，象征若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不受追究。从这个角度延伸说，一切国家权力机构的制服，对身穿制服的执行者来说，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安全套。困为和安全套的功能一样，制服既意味着一种许可，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豁免，意味着一种无须承担后果的特权。
因此一个独裁的政权对制服的需求，就像行淫者对安全套的需求一样。行淫时戴不戴安全套，就和抓人时穿不穿制服是一个道理。警匪片中有一个常见的情节，强盗瞧不起警察，对他说，你不就是穿了这身皮吗？不就是有把枪吗？你有本事脱了这层皮和我单挑。于是好胜的警察想证明自己不凭籍国家权力也能制服对方，就脱下制服、警徽和配枪，说现在我不是警察了，我和你打。
这个被滥用的情节非常有意思。说明警察心虚。说明象征着施暴特权的制服并不能给他一个完整的说服力。所以在强盗的轻蔑和挑衅下，原本理直气壮的正义感才会迅速流失。脱下制服的警察是可爱的，困为他不仅关心自已作为一件国家工具的职能，而且还在乎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自尊。只可惜在现实中，大多数穿上制服的独裁者及其帮凶是没有这种勇气和自尊的，他们只敢在制服的掩护下施暴。没有安全套他们就不敢勃起，不能勃起。独裁者一旦失去制服就仿佛太监失去他们的命根子。一个穿上制服才敢施暴的独裁者，就像一个依靠枪杆子才能统治的政权，在其私人生活中将注定是一个性无能者，一个只有半个睾丸的家伙。他手上不握一把滚烫的枪，不告诉对方自己是OO七或者三军统帅，他就根本没有办法勃起。因为没有真正的尊严，就没有真正的性能力。
脱下制服的警察我们并不怕，因为我们的人格不比他低微，我们的阳具也并不比他的小。但制服是可怕的，制服给了强权一种正当性，一张赦免令和一个安全套。制服是一种伪装，它暗示自己的合理性，暗示自己的克制力，从而给了受害者一个可以忍受和必须忍受的假像。我们活在独裁者的制服之下，就像受辱的妇女活在强奸犯的安全套下。国家对无辜的入狱者说，我抓你是穿了制服的，是有正当程式的。这就如强奸犯对受辱者说，我搞你是戴了安全套的，我是温情脉脉的。
◎ 国家安全为令人恶心的借口
在蛮横者的谎言之下，我们将揭开这则谜语的第三重含义。“国家安全”到底是甚么？在一个独裁政权，在一种既没有自由恋爱、又缺少避孕措施的统治下，“国家安全”只不过是一个“套”，一个陷阱，一个令人恶心的借口罢了。一个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圈套，在后极权时代无限膨胀，结成一张民众中间隐形的偷窥之网。我们只看被揭露出来的东德“国家安全部”那庞大的线民网路，就能推测我们自己的处境。独裁者躲在套子里面意淫、手淫和行淫。他们窃听、审查、绑架、监控；他们整肃、收买、报复和恐吓。他们保护的是强奸犯的安全，不是受辱者的安全；保护的是劫机犯的安全，而不是沦为独裁者人质的公众的安全。
但圈套的意思是，当一个国家像一架飞机那样被劫持，原先的飞行员被枪决。这时劫机犯说，我们的安全就是国家的安全。困为危害我们是会让整架飞机坠毁的。这话的真实性和它的无耻一样令人寒心。一旦绑匪穿上飞行员制服，危害驾驶舱内的绑匪就成了危害人质，危害“国家安全”。这个逻辑就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的逻辑，正是枪杆子营造出一种绑匪与人质的连带风险，使“国家安全”成为一个套。而正是这种连带风险，给独裁者的统治造出一种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使人们长久的屈从在独裁者的治下，甚至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交出去，去和绑匪一起表演“激情燃烧的岁月”。
“国家安全”，就在极权体制下活生生的变成了一个恐怖主义的辞汇。但一个对安全套生出了依赖性和恋物癖的独裁者，注定要不断丧失他的性能力。枪杆子带来的连带风险在市场化过程中也会慢慢被稀释。于是“国家安全”部通常都会成为后极权体制下一个膨胀最快的政府部门，成为一个继续制造和经营连带风险的打手，并充当独裁者的皮条客。
我想没有一个活在国家安全局窥伺下的人，不会怀念和渴望一九九O年一月十六日。那一天成千上万的东德民众曾如决堤的洪水，从四十余处入口涌进国家安全部的院子。他们把负责国内监视与窃听行动的办公室砸得稀烂，把浩瀚的绝密文件和档案从窗户抛出去，铺满了大街。
不过作为一个宪政主义者，我首先关心的还不是这种打破“国家安全套”的狂欢。我梦寐以求的是有一天能反过来给国家戴上安全套。有一天，面向权力的民主宪政制度，能够取代面向公民的“国家安全套”，像独裁者在农村结扎我的姐妹们一样，把狗日的独裁者也给结扎了。
(开放杂志9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