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谁是中共心里最可爱的人？
中共的癌变是因为有一个讨它喜欢的人群构成了促使其癌变的大环境。什么人最可爱呢？
志在推翻政府取而代之的民运，中共当然不喜欢，他们是中共的革命对象；
坚决不妥协而要求自己基本人权的各种民间团体，中共更不喜欢，中共把他们当做赶尽杀绝的敌人；
由于消息封锁、被中共的媒体长期洗脑后的顺民们，中共谈不上喜欢，只是利用而已，顺民与暴民不过一步之差；
中共喜欢海外的亲共侨领吗？非也。这些人大多是地地道道、见利忘义的小人、墙头草；
是那些在在改革中获得了既得利益的人吗？也不是。这些人不可靠，酒肉朋友，一旦利益受损，就会抛弃中共；
中共真正的朋友在反共者中间。
很多人对中共几十年的作为有相当了解和反感，厌恶共产主义那一套整人骗人的东西。但是，出于对中国国情的考虑，出于对中共强权的无奈，认为中国不适合西方制度，担心动乱，除了中共别无他人，或者是被目前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所谓的崛起姿态所欺骗，所以，在生活中又非常支持中共在大陆的统治，希望中共能够自己从良、变好。
这些人，因为理论上已经反共，中共不怕“别有用心”的人对他们“策反”，因为他们已经是属于敌人；同时，这些人又发自内心的自愿拥共 (并不一定有直接的既得利益)，中共不用化力气来“统战”，因为他们已经跟中共站在同一个战壕。
这些思想上反共，行为上拥共的人，或者说战略上反共，战术上拥共的人，才是中共心里最可爱的人──中共的铁杆盟友。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侨中，在海外投资商和政客中，这样的盟友大有人在。
其实，中共自己本身就是“反共”(不信共产主义了) 又“拥共”(维护既得利益) 的人，所以，他们自己就是反共阵营里的拥共者，喜欢那些人就如同喜欢他们自己一样。
我有一个在华尔街发迹的朋友，前几年无条件反共。最近告诉我，他转变了。虽然思想上依然厌恶中共，但是认为必须拥护中共的统治，相信中共的改良，给中国时间，自觉地成为了中共的轴心盟友。
这些人，没有看到中共得了“利益取向癌变”，没有看到中共不可能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发地改良和康复。这些人虽然理论上厌恶共产主义，可在言行上却支持声援中共的独裁统治，实际上，就是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加剧中共“利益癌变”的“场”。害人终害己。
2.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成就，却主动“归功”于中共
中共的“合法性”就在于这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上，“合法性”同经济发展之间完全是相反的关系。中国经济的发展绝不是中共炫耀的资本，相反，是证明中共罪恶的证据。
中国经济有所发展，是中国人民在中共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的自然结果。就如同强盗把一个人从头到脚绑起来了，还要这个人干活，能干出好活吗？强盗一点一点地剪断绳子，这个人活动自由了，劳动效率自然就一点一点地提高了。这算是强盗的功劳吗？这只能证明中国人民的智商并不差，证明强盗过去干的事太坏了。
所有经济繁华中的一切，都是劳动人民一滴汗一滴汗建设起来的。正因为从小被灌输“党比爹妈还亲”的混淆概念，党一宣传是中共的功劳，自然就获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认同，甚至感恩戴德。好像没有中共，就没有这一切。事实上呢，在许许多多没有中共的其他国家，早就有了更好的一切。
奥运会夺了金牌，运动员要感谢党，党自己更是当仁不让地把虚假的“体育大国”的感觉作为歌颂党的英明领导的资本；中国被“非典”折腾得够呛，最后也要说“靠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才战胜了病毒(《人民日报》语)；“神五”上天，本是航天科技人员的贡献，却被中共当作只有它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挤身世界强国的证据，领头那个宇航员到处炫耀；就连那个2008年的奥运主办权，都是中共为其“合法性”炒作的材料。
被外国人当做巨宝的“巨大市场潜力”，中共更是把这个作为自己的资本。其实，这个市场潜力不就是13亿中国人民的肚子组成的吗？同中共根本没有关系。
坏事都是反动势力和个别人干的，好事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干成的。任何一件成就，中共都拿来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涂脂抹粉。
有人说，外国政府不也是把什么经济发展作为其在任的贡献而寻求连任吗？这是基点完全不同的问题。一个是为没有“合法性”的政权寻求永恒的“合法性”，一个是在“合法性”的政权下寻求下一个为期一任的“合法性”，而且，西方政府只是针对其政策好坏，从来没有上升到要老百姓认同其党在意识形态上如何伟大光荣。
3。经济利益套住外商，外商成为中共“利益癌变”的得力助手
外商同中国作生意，很多人都认为贸易往来能够促进中国人权、言论自由、民主改革。经过十几年下来，基本证明是一厢情愿的事。
1) 西方精神在中国“入乡随俗”
西方强国希望在中国做生意而把西方精神传给中国的做法，在中国行不太通，反而是西方精神在中国入乡随俗了。最典型的就是做生意的原则，西方的公平透明在中国变成了人际关系、行贿受贿、贪污腐败。许多西方大公司成为在中国为腐败推波助澜的急先锋。
已经破产的王安(Wang)公司是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电脑公司。我的大学同学曾就职“中国王安”作销售。公司的销售培训是专门针对中国客户的。他告诉我，首先要知道谁是有权拍板的，然后了解他(她)需要什么，比如，家里缺什么，是要钱要首饰，或是出国旅游或者是子女想留学等等，比竞争对手“更快更高更强”的满足他(她)的私欲，生意就做成了。
伊桑-葛特曼（Ethan Gutmann）在“失去新中国：美国人在中国经商、渴望和背叛的故事”一书中披露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官商内幕。如摩托罗拉（Motorola）公司代表向他吹牛说他们是怎样例行公事般地向中国官员行贿以打开市场；亚洲全球交易公司（Asia Global Crossing）的经理销毁公司的支出记录以掩盖公司的亏损；公共关系顾问用公款向公司代表提供五星级酒店以及妖魅的蒙古妓女服务等。书中说，美国商人将新世纪中国视为他们传说中的黄金国和安逸乡，他们心甘情愿地让自己在这里被“赚钱、不顾道德和良心以及异国情调的性伙伴”的新东方幻梦所引诱。
被引诱的不止是外商，更是把中共的官员们拉进了不可自拔的泥潭。
2) 西方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西方成为中共玩弄的工具
中共在外交上很爱玩经济牌。中国的飞机定单是给法国还是美国，完全看谁在人权言论等方面有没有对中共说三道四。经济利益把西方商人和政客紧紧地套住了。北美的一些网络公司包括CISCO，NORTEL等为中共封锁互联网提供专门产品；一些门户网站为了登陆中国，自动要求“自律”，过滤中共不喜欢的信息；美国玛丽凯(Mary Kay)公司受中国压力要求中国员工须签保证不炼法轮功，强迫中国员工放弃信仰；监狱里的奴工产品很多也是销往国外。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止到二OO四年四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四十七万九千六百零五个，合同外资金额九千九百零一点三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五千二百一十点八八亿美元。
外资为中共的经济大输血的作用，可见一般。而在这输血的过程中，外资并没有把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作为交易的原则带给中国人民，外商和外国政府的“无条件”配合反而成为中共的统治资本，在经济的表面繁荣的幌子下，官商勾结，瓜分国家利益，阻碍政治改革。
4.集体臣服“强权”，中共如鱼得水
共产党是暴力“强权”组织，有《共产党宣言》为证，宣言在结尾时高呼“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中共也是“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下天下的。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也极其残暴：肃反，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反右倾翻案风，反精神污染，六四屠杀，镇压法轮功。
老百姓从骨子里头见识了中共的血腥，畏惧了中共的“强权”。所以，人们也自然地臣服于“强权”，思考的逻辑也是顺从于“强权”，人们不相信正义，不相信公理，就相信“强权”。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人们的思维方式都是顺着“强权”：我要是邓小平，我也要镇压六四；我要是江泽民，我也要铲除法轮功。
一个人这么想，不所谓，一百个这么想，也不所谓，如果千万人都这么想，就有所谓了，因为这就形成了一个集体臣服“强权”的“氛围”。这个“氛围”又反过来强化了中共“强权”的信心和效果，使得中共为了自身的个人和集团利益能够为所欲为。
5.GIVE CHINA TIME (给中国时间)？
西方有一句很流行的口号：“GIVE CHINA TIME”(给中国时间)。
当然，这反映出人们的一种期望，正因为对共产党没有好印象，不能指望共产党一夜之间就变好，所以要有耐心；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和潜力，以及中共的改革姿态，所以劝告人们要抱有期望。
中共的改革常常引发外界兴奋。比如中共权力的所谓“和平交接”，外界就认为中共将会如何如何。其实，中共的权力交接，一方面大家都是没打过仗的，没人横得起来，最多就象江泽民这样赖□不走，那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另一方面是中共作为一个带有无数“原罪”的利益集团，早已是一个绳上的蚂蚱，不分彼此。“和平交接”只是为了中共的集团利益(根本目的是个人利益)而采取的犯人般的“攻守同盟”而已。
面对这样的“利益集团”，“GIVE CHINA TIME” 能治愈中共的问题吗？
对于得了“利益癌变”的共，放任只能使其恶化。所以，“GIVE CHINA TIME”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如果西方丧失立国之本而只为了金钱去同中共打交道，又被中共所利用，“GIVE CHINA TIME”就是放任中共“利益取向癌变”而不治疗，后果就是中共同人民的利益矛盾更加激化，甚至出现动荡，使中国人民付出长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