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期待胡温，并给他们留下助跑所必须的余地。这是鉴于这两个人加上吴邦国，从在政坛上露脸以来其表现有别于江泽民那帮流氓，在他们独立的执掌权力后是不是有扫荡野蛮惨忍、虚浮糜烂风气的决心，需要一个观察的时间。
虽然胡锦涛为其党提出的新路线----“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偏离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本质----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矛盾是共产党不具有合法性----因为合法非法说的是主观道理在对事物本性的把握上是否为真----转到社会联系就是政权必须出于民。
而共产党之统治中国，这个关系不是通过对法理的证明来实现的，而是用武力造成的。在造成后又没有及时地还政于民，它之所以不能及时还政于民，是因为它做为一个主观理念是寄存在一个非法概念上----即它的最高理念“共产”不能被还原进客观世界，主观理念具有客观性就是合法性。
至此，我们对合法性的探讨也就达到了它的根底----
合法性就是追问主观理念是不是能还原进客观世界。
一切具有生命力的政党其名称必然不含矛盾，必须能被还原进客观世界。
共产做为一个道理属之主观世界，但它要加之的人却是客观事实，所以----
只有做为理念的“共产”具不具有合法性，不存在人具不具有合法性这个问题。
用来指导人类生存的原则必须与人的物质性质相一致。因为----
人不是为了合共产主义之法才成为人的，一切主义却都是为服务于人的存在才被人想出来的。----服务于人的存在当然就必须与人的性质相一致。
这就是还原，并有效地归进了客观世界，而不含矛盾。
共产党却反其道而行之，它先验地赋予“共产”以最高的法力标准，让先天的人去服从后天的原则，如果先天的东西可服从后天原则还叫先天吗？共产主义正好颠倒了物质与精神间的联系。
主观道理能在客观世界站住脚就是合法，否则它非在实践上造成灾难不可。因此说胡锦涛这一思想并不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矛盾的客观反映。他提出“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是错命题，但我们应对他们的身处其境有所体察----他们是深陷在一个异化到荒诞地步、不着边际的信仰背景里，诚实已是共产主义理念所绝对不能容纳的，那怕是对它的领袖，也决不宽容。胡锦涛用“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来处理因共产这理念的非法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就有可予理解之处。他想解决的正是共产的理性非法性所引起的社会危机，他这样做能指向某些危机事项，但不能指向到底付么地方非法这个根源。我们在理性批判的原则上决不妥胁，但不是在实践上不近情理，所以暂时停止对起义的呼吁。如同我们已对胡锦涛发表的那些看法：从他的个性人品上看他不是江泽民那班流氓，但他行事风格的神密低调也不是出神入化的艺术，而是缺泛远见卓识，我们就不能放弃批判，我们最希望的是他的理性能被激活，从惯性的胡锦涛转变成一个从认识出发的胡锦涛。
因为谁来做国家的元首对我们来说都一样，反正不会是我们，但一个理性健全的胡锦涛与平庸的胡锦涛对中华民族的功效不一样。从实现民主出发胡锦涛若能开明起来远比从在野人群里脱颖出一个新领袖来得合算，最少牺牲。
问题的症结不在敌对势力有无此胸此襟，而在于一个先验风格的胡锦涛能不能变成认识风格的胡锦涛。只有从认识出发才能明白：人之中，哪有什么敌人，哪来的敌对分子？所以我们还是要对之做严肃的斗争，诚恳的批判。
“提高执政能力”只是个善良愿望，却不是对道理真假的求证。“共产”二字所揭示的却是一个道理，这道理内部的各局部相不相容，矛盾不矛盾却只有证明才能获得。愿望再善也不能替代了对它的求证，理性的卓见才是救国必须的。
出发的角度一旦偏离，你怎么竭诚地去努力也还都是枉然！
从“能力”所造成的结果来考察，它是可以包含任何原因，由于理念非法造成的恶果也可以做能力优劣的解释。问题出在能力必须归属到一个主体----对“提高执政能力”的检讨是反射不到这个主语----共产党身上的。语法学说了：主语主宰谓语、谓语从属主语，谓语是从主语里派生出来的，怎么去检讨执政能力都反观不到主语----共产党。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抱有期待，这期待是建立在实践对存在的依靠上的，实践的新矛盾能教导他。使他顺着新矛盾去探寻那造成的原因。他应明白----
被提高的是执政能力，这命题在形成上就已把共产党这个概念是否合法（含不含矛盾）排斥在检讨之外了，它不可能被后续的检讨进程所面对。在这里，人只有检讨能力强弱优劣的机会，没有对共产是否合法做分析的机会。
无论求证什么东西的合法性，都得把被求证的事物当成认识对象----单纯的“党”没有不合法这回事，因为任何实际的“政党”都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党，而是组织这个所使用的理念----宗旨，党相对于理念在关系上是先验的。合不合法由人的意志所造成----意志就是党的理念。所以说政党的合法性并不来于路线、方针、政策、行为。而只来于它的名称----是否具有客观性。所以在胡锦涛想用“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来解决它的合法性的努力之始我们就发出至诚的告戒：----此路不通！
我们的忠告是：他从此时此刻就应有见机行事，随时准备宰掉“共产”的心理准备，他不能墨守救党这个成规，是挽救组成他的党的那些人，还是挽救“共产”这个虚名？----沸水和冰球不可兼得，既保党名又保人的两全其美是没有的。“两全”的后果只能是鸡也死蛋也碎。
忠告胡锦涛应在救人与救“名”（共产）之间只有所选项。
第二点阐明“实践证明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是一句错话
从句型上说这是一个判断，但判断句是基于认识，但实际上他表达的却是个意志，他把祈施句写成了判断。这里不只反映出他所坚持的立场，他这样说话还揭示了他理性的含混，连什么是认识什么是意志都还区别不清。他常常用认识句来说些非认识的话，用判断句来表达意志，对他的言论做收集，这种在逻辑上不论不类句子比比皆是。真像朱学讽剌他“政治辅导员”那样。“政治辅导员”的腔调，就像街道里弄的小脚游击队们，做的是“政治思想工作”，却既不知什么是政治，也不知什么是思想，更不知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发生了什么效用？所有做“政治思想工作”的灵魂工程师们都说同一套话。
比如“要相信组织嘛”，可这个“组织”是什么？它有什么值得应该相信的可靠性？从来没进入过他们的大脑。“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可这“共产”到底是什么？多长多宽多高，多少度？有多远、多大？是好吃还是好喝？你摸过它，见过它？做思想工作的指导员、政委们是从来没去想想的，就像那刘胡兰断没断奶还不知道，哪来的信仰，哪来的伟大？还是少年的刘湖兰能做共产党员这个事实的本身就是共产党的犯罪。人为什么就得拿眼下的牺牲去祭奠这“远大”目标？要知道这“远”和“大”是人人都能切实经验的，但必须基于对对象，可共产”这个对象怎么去经验呢？共产主义到底有多远多大？谁也不知道----谁都不能发现它矛盾不矛盾，原因是“共产”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经验它个鸟！再说人的生命也不是能分出将来与眼下的，都是客体，凭什么就得为将来牺牲眼下？
还有一句“以党性来担保”，活蹦乱跳的人为什么不用自己的人性----诚实，而非得用党性来担保呢？是不是说人性太小了担保不下？党性大，它在哪里？是毛泽东证明过还是江泽东证明过？把人性弄哪里去？人就是人，是人能把自己的性扔了，能扔了自己的性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东西，党性根本就不是东西！人永远是人，人怎么会有非人性的党性呢？扯蛋呀！胡锦涛先生！
做思想工作的人自己不知自己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不能像说“我渴了”那样是指出一个让人足以体验到的事实，感觉到它。那些煞有介事地做思想工作的人竟也误认为自己说出一些道理，事实上理在哪里？从来就没进入过他们的感知。比如：组织、党、党性、共产、理想、远大……凡是由共产主义这个意识形态所派生出来的，全部都是些不能实际经验的胡话。组成这些话的主要概念对言论者统统都是先验的，即不懂的。不懂还不知道不懂。
在胡锦涛还跟在江译民屁股后仰其鼻息时，在不得不说几句的应景讲话里，他曾说“江总书记的话高屋建瓴，内含丰富，思想深刻，论述精辟”，他在说时只想到拍，拍的让江舒坦，好叫老江不疑心自己，顺着竿子往上舔就是，就全然不顾这些话各成分间是否有相同的，是否有共同外延。其实----那能够高层建瓴的就是思想；而话所含的还是思想；能够深刻的又是思想，他一句话就犯两个逻辑重复，自己却不知道，他又怎么能知道“决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含了多少矛盾呢？将这种在语义学上根本不成立的话当成国策蕴含了多少危险呀？！
他既提出“西方的政治制度”这个概念，他就得明白其中的各个成分----“西方”这个方位词说的什么？它不是说方位，是方位里的人，这里只能问人有没有不同，并不管方位。我们并不要求他在语句上把他明白的说出来，他却得保证自己在心理上是理解“西方”所说的其实是----人；他明白不明白通过他的话我们就能透视出来。一旦涉及到人，就就必须清醒：这是在谈论一个世界事实，世界存在既是客观实的其性质就不是任着人意随意可移的，就人的性质说来没什么西方与东方，北方与南方。能把中国人养肥的馒头、水饺肯定也毒不死西方人；中国人享了西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肯定也不会上天安门去自杀；邓小平、江泽民、李鹏屠了北京是不行的，约屠了纽约、巴黎也一样不行。西方的男女搂搂抱抱，中国人也不会对搂搂抱抱感到痛苦！……中国人与西方人都是自然事实，在绝对同一的自然事实里怎么会出现不适用中国这种怪事呢？
那岂不是说在东西方人中只少有一方不是人类成员吗？它们不属同一个自然界。难道这宇宙里还有左一个右一个的自然界？西方的制度不适用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