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正好相反。 1989年11月，邓小平将军权交给江泽民，是形式大于实质。邓退居幕后，实行“垂帘听政”，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强烈干政，是最著名的事例。正是邓在党军体系的巨大威望，使他放弃军委主席一职，变得并不重要，他六四事件后公开说过“我希望完全退下来，但是动乱我要管。”
江泽民正是由于没有邓的权威，因此他的全退，是值得密切关注的重大事件。
一、江的全退，是中共权力世代交替的重要标志。前年中共十六大的权力大换班中，江泽民逼退李瑞环，留任军委主席并安置亲信于高层，显示恋栈弄权的强力欲望，给中共第四代接班蒙上阴影。现在从军委正式辞退，党政军权力都交出来，从而完成了第四代在组织上法律上的完全接班，宣告以江泽民李鹏为代表的中共第三代正式退出政治舞台。长达15年的江泽民集权统治，终告结束。这是新陈代谢的不可抗拒，而不是江某人的明智。近年的资讯显示，江的留任，已成为他本人和中共的负资产，反江留任的声浪，此起彼伏，但是，江的权势曾被有意无意地加以夸大。
二、江全退后，没有可能“垂帘听政”，这是基于中国已是一个后极权主义社会的重要判断。后极权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失去了富于魅力、具有独裁权威的领袖人物。中国社会在毛泽东、邓小平先后逝去后，“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哈威尔语），领导人的威望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政权的维持只是基于建立在恐惧与谎言上的制度惯性。当然，江泽民可以凭藉他掌权十五年经营的网路与人事，继续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在力度和时间上都是有限的。如今中国官场信奉的守则是“谁在台上，听谁的”。何况江氏家族的名声并不好。
三、江全退后，前景如何？中共政治权力的转移，在毛死以后，虽然免不了争斗与阴谋，主流则已趋于缓和与非意识形态化，急功近利的务实机制，经过二十多年的推行，已取得社会性的共识。但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倒退与难度，与日俱增，积重难返，因此，对胡锦涛温家宝体制在突破现行禁忌方面的估计，不容乐观。或许，胡温的执政风格及其政治背景的局限，也未提供令人乐观的依据。在大政方针上江规胡随－－是可以预料的。尽管如此，我认为对中共第四代的完全执政还是有理由保留一点期待，那是出于中国走向开放，和世界逐渐接轨的大趋势，出于中国故步自封的体制遭到内外越来越大的压力与挑战，出于世代交替给中共新领导人的启示。不过，在中共高度集权的体制下，未来施政进退的关键，还要看大权集于一身的胡锦涛的历史感，看他的器识与胆略。
作者是《开放》杂志总编辑
(转载自《观察》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