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时报报道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4年上半年全国的GDP是58773亿（人民币，下同），与2003年同期比较上升9.7%。理论上，由于全国的 GDP由31个省市自治区组成，所以中央公布的GDP理应等同各省市自治区GDP的总和。可是，31个省市自治区在2004年上半年的GDP总和是 70273亿，比中央公布的58773亿多出11500亿；每个省分的GDP升幅均录得双位数字的增长，平均GDP升幅亦高达13.4%，比中央公布的 9.7%高出3.7%。
以上的数字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况，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可以推论出各个省市自治区上报中央的GDP数据中，大有虚报之嫌。
中国国内流行一种说法，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一直也有GDP的竞赛，一些学者更以“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来解释中国GDP的“神话”。“官出数字”是指统计数字都是官员们造出来的，“数字出官”指的是，官员们的统计数字在帐面上显示的经济成长率高，就容易得到升迁。这是现时中国政府的干部选拔机制。
中国的统计资料历来分五级核算，中央、省、地、县、乡均会一层层上报资料。根据一些学者在内地做的调查所得，每年到10月份左右要报统计资料的时候，各乡秘书都要请相邻的乡吃饭，互相打听对方要报多少。一般的做法是既不能报得太高，也不能报得太低，因为太高会招人妒忌，太低又显得在各乡中太落后，所以如何上报是一种“政治艺术”。
各个乡会将统计数字上报县，县又会将数字作一番“适当的”调整，再上报地，如是者一层一层上报到省，当中的人为误差就会愈来愈大。
中国中央对于省上报的资料，也会酌量调整。2003年2月份，中国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司长曹玉书在接受广东《21世纪经济报导》采访时也说“中国统计资料的不真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中央订的指标是8%，那么省里报的就是9%，到了县里就是10%至12%，他们的标准是一律按照省里报的砍掉两个百分点，然后定成8%。”
在众多省市自治区之中，经济实力及政治地位相若的地方互相比较GDP的情况较为明显。以四个直辖市为例，首都北京市和天津市 2004年上半年GDP的同比增长极之接近，分别是15.4%及15.9%。由于北京市正为2008年的奥运作准备，GDP高速增长实属正常，但天津市的增长速度比北京市更快，则是一个颇为出人意表的现象。
在中国其他省份也同样出现明显的比较现象。2004年上半年首四个GDP最高的省份分别为广东省、山东省、江苏省及浙江省，这四个省份的GDP同比增长分别是15.1%、15.2%、15.1%及15.5%。这四个省份不但经济实力相约，在地理位置上也极为接近，当中山东省、江苏省及浙江省更是三个相连的沿海省份。
除了经济实力最强的地方会互相比较之外，全国GDP最差的三个地方也明显有互相比较的现象。全国GDP排名最差的地方是西藏自治区，GDP同比增长是11.9%，接着是青海及宁夏回族自治区，GDP同比增长同样是12%。
省份和省份之间的相互比较，令GDP的数据出现误差及人为的调整，做假情况也会变得普遍。GDP做假较为严重的，要数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安徽省每年向中央上报的GDP增长是年均增长22%，比中央公布的GDP增幅高出一倍有多。
除了虚报GDP之外，各省市自治区GDP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绩工程”及“形象工程”支撑的。那些由地方政府的官员投资，但效益极低的工程，就是“政绩工程”，这样的工程在中国到处都是。
王怀忠在1993年当上阜阳地委副书记，多年来一直靠“政绩工程”扶摇直上。阜阳机场从1995年动工到1998年完成，耗资从预计的6000万追加到 3.2亿。2002年阜阳机场旅客吞吐量一共为920人次，每条航线的年度财政补贴高达400万元，加上190多名员工的工资和庞大的运转、折旧费用，虚有其表的“大机场”成了地方财政沉重的包袱。据估计，王怀忠的一系列“政绩工程”使阜阳到期财政负债达20多亿元，相当于目前财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阜阳其后10年的财力。
虽然这些“政绩工程”对经济没有任何好处，却令王怀忠官运亨通，在官场上步步高升。1993年当上阜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后，两年之内就升任地委书记（次年撤地改市后成为市委书记），而当上市委书记仅3年之后又一下成为安徽省的副省长，平均两年多升一次官。王怀忠最终因虚报GDP而“落马”，2004 年10月12日因贪污在济南被施以死刑。
另一例子是珠海市长梁广大前几年投资接近50亿修的珠海机场，一年吞吐量还不足相距不到5分钟航程的香港机场一个月的吞吐量，但是在计算GDP增长率时，这种形象工程是算进去的。
中国国内学者刘军宁于香港媒体撰文指出，由于经济发展快的地方官员升迁得快，而贫穷落后、发展缓慢的地区，干部的升迁机会较少，这是导致地方政府非理性投资的根本原因，所以中国各地均出现高能原及原料消耗但效率极低的投资项目。
中共建国以来GDP增长了十几倍，但资源消耗却增长了四十多倍，每5%至7%的投资才能拉动1%的GDP增长。为此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去年提出了“宏观调控”，以打击高消耗但低效益的工程。
固定资产投资是拉高GDP最快的途径，固定资产指的是基建设施，当中以道路、房地产及机场为主，当中很大部分的工程就是“政绩工程”。宏观调控在今年四月开始见效，这些低效益的固定资产投资将会首当其冲受到最大打击。换言之，官员单靠“政绩工程”以拉动GDP增长的做法，已经受到宏观调控制约。在未来的统计数字中，那些低效益的固定资产投资将会减少，反映出来的GDP将会较为真实。
由2004年开始，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已由一月份的53%下降至六月份的31%，全国省分的固定资产投资速度也有明显下降的趋势，相信是宏观调控的效果。
值得留意的是，东部是全国各地最富裕的地区，当中的固定资产即基建设施是全国最完善的，但是在2004年上半年里，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高达12601 亿，比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的总和8843亿高出1.5倍。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地方较为落后，但基建设施却远远落后东部地区，全国各地发展不均的情况非常明显。
在众多省市自治区之中，以天子脚下的北京最为克制，固定资产投资的的增长速度低，增长速度也下降得很快。在中央强调“宏观调控”的时期，首都北京可谓十分“政治正确”。北京在一月至二月的固定资产投资较去年同期上升53%，到三月的累计升幅已经下降至31%，直至六月更加下降至 18%，体现了中央领导层“节俭办奥运”的理念。
虽然中央政府已经表明GDP不是唯一一个考核政绩的指标，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GDP仍然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升迁准则，所以，各级官员仍然不惜透过高消耗以追求高GDP增长。
在东部的省份之中，以河北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最高，2004年上半年仍然录得 38%的强劲增幅，其次是福建省、浙江省及山东省，分别录得36%、34%及31%的增幅，一率高于全国的平均增幅31%。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官员，应该尽量避免高消耗低效益的工程，落实高效率的政绩，方为争取升迁的上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