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丰：共产党的本质----霸占性！

这个命题是把共产主义当做一种文化来研究。所谓主义，就是主张。

“共产主义就是一种用霸占（做为实现方法）建立起来的主张”。对这样一个命题，人人都可以理谕，即使是胡锦涛、温家宝，在关起门来只对老婆孩子说家常的场合下也不会有异议，只有到了政治局，或面对国民，胡锦涛才会板起面孔说：这是反共分子的破坏伎俩，而温家宝则多般不会放声。

我要说：对这一命题的普遍赞同是出于经验----即中国的社会事实就是如此。赞同不过就是看到吗？赞同是对所见事实在状况上的承认，评定，不过是说所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

只要你打开互联网，到处都是霸占：国家信访办的文件可以创造出“越级上访”、“非法上访”；许多地方的戒毒所可以把吸毒人送去卖淫；干了活多年讨不到工资；说了实话反而成被告；每亩卖35万的土地只给农户500元；县长书记住宫殿，农民住七十年代的救灾棚；无缘无故把人拆磨成残废，打死……

共党中央社会综合治理委员会发布的九月份全国示威统计为：有三百一十万人参加，波及一百七余市，三百九十多个县，所列原因为：

一、国企下岗、解散、合并职工得不到合理补尝、安置；
二、群众合理权益受到损害、剥夺、引发抗争、诉求；
三、社会反对党政、公安、司法部门的腐败滥权行径和活动；
四、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激起中下层抗挣；
五、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社会关注事件处置不当，不公，引发反弹；

农村则是：一、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损害、侵害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利益；
二、地方政府部门的杂税，逼迫农民反抗；
三、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
四、提高化肥、农具、种子价格；
五、强制农民无偿修建工程，强征农田……

以上共产党自己的文件所承认的又是甚么？----掠夺、霸占。

可见，从苏联的共产教父们在中国豢养出共产党以来，其基本持征从一开始就是侵略、攻击、霸占。共产党在野时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它篡夺了国家则就蛮横无理地霸占。这些都是国人亲经的现实----直观所得的经验。

如果要从这些经验中抽取出普遍的道理，那么，我要说----共产主义做为一种学说，它就是专门研究如何实施霸占的主张。

是为侵略、霸占寻找根据的学问。

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对人类自然而然形成的人文大伦的扭曲、破坏，否定，它用“阶级”这个藉口制造仇恨，用斗争这个方法毁掉法理，把掠夺、霸占推到极处。阶级斗争的本质就是一切全靠武力，何须讲理！以上是就现实上讲的。

但我们提出这命题却是一个判断，判断是思维的结论。思维是对着概念的，思维可以不必求助事实，只对“共产”做理性分析，就能发现“霸占”原本就是共产所包含的一个成分、一定品质。

从而就能让我们醒悟：共产主义实践所犯的那些罪行，其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人屡犯错误，而是“共产主义”做为一个道理所含的机理就是霸占----除非不把共产当成社会目标，只要当成制度，对它的实践就必是霸占，决无幸免的例子。完成这一求证，我们就不会再把希望指望在那个人的明智上，而应坚决地树立起扫荡共产主义的信心，只有民主宪政的制度，只有普适价值才是社会公正的条件----也就是被胡仔所抗拒的西方的政治制度。

不错，只从字面上考证，好像不能从“共产”里直接检阅到“霸占”这个品性，这里的差错出在：因为实践要对理论做环节和步骤上的分解，在实践家那里，就只是从对事实（现象）的把握出发，比如：既然过去被证明是错了，实践家自然地考虑用新路线来予以纠正，并相信一定能够纠正。邓小平纠正毛泽东煽动仇恨，挑拨仇斗的路线，其决心不谓不坚，可他最后却堕于比毛泽东更凶恶更惨忍的屠杀泥沼----他自己又陷于自己决心要告别的那个罪恶之中，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问题需要的只能是法理上的澄清。

这是因为在我们对既往的检讨里：那些注重理论探索的人，只对原有理论做机械探寻，看不到理论与实践之间也有一个机制上的联系。他们只看到“共产”一词的语义并不直接包含霸占，却看不到“共产”并不是事物的自在联系，不能自已形成。它的实际形成和维持都要求外力的支持，硬要把客观上并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就只有通过攻击、霸占、迫害来完成，不看到理论与实践之间还有一个机理，形成一个夹角，就完不成“共产”原则的法理求证。共产主义造成我中华近百年的祸乱，要求走出这片沼泽的心情太急迫，故而忽略了对理论与实践之间那个夹角的考察。

承认共产主义实践血迹斑斑，看到在共产党的谎言下掩盖的路线就是攻击，掠夺，霸占并不难，难的是揭示“共产主义”这个良好许愿怎么会必然地导致成攻击、掠夺，最终导致霸占。

这是因为：人们一旦将理论确定为实际目标之后，人就成为目标的奴隶，而不是它的主宰。目标是人所追随的对象而不是被认识，被思维的对象，心目中的目标是不是可靠，这只能是思维认识的课题，而实践所面对的却只是任务。人之对于面临的任务只有一个完成或完不成，达到或达不到，成功或是失败，而对于失败的追踪只能导致出----“障碍在哪里”以及“排除障碍”。实践并不能直接碰上“那障碍与最终目的（最高理念或制度）是甚么关系？最终目标到底可靠不可靠？”这个求证问题。实践家只对要达到的目标，要实现的任务负责，义无反顾地去铲除任何“障碍”，并不问障碍来自哪里----对于邓小平来说，他的共产主义，他的四项原则碰上了挑战，他并不问造成抗议的原因是共产主义，共产党的领导违反法理所造成，还是抗议者故意挑战，他要的只是排除抗议，他只要铲除障碍，结果就做出武力镇压的决定。

如果邓小平真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话，那么，他采取的屠城这个“实践”所导致的是甚么？他该看到----那就是民族大伦的崩溃，全社会丧失了道德，动摇了秩序，共产党一陷而不能再回头----不崩溃它不会反观自身。

我们这段议论要说明的是：社会总目标或价值理念或制度的本身是一个合法不合法的问题，即是一个道理上的对不对的问题，但由于在实践中它要被分解成步骤或环节，呈现出来的却是任务，映入人的视野的就是困难障碍，而不是合法不合法----明明是政治制度的法理不合法，却表现为对实现当前任务的困难，实践家当然站在排除困难的立场上。事实上就掩盖了法理矛盾（制度非法性），把克服危机的时机推迟或葬送。共产党所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一切服从主旋律”，“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在中国行不通”……都是围绕着不丢失政权这个任务（硬道理）而提出的战略；可是，政权最终是不是要丢失却是由政权本身在法理上可靠不可靠来决定（这是软件）。中国社会最终走出困境必须建立在政权合法性上。只从任务出发就掩盖了“共产就是如何霸占”这个机理，障蔽了对它的非法性的认识，把矛盾后推，逼着社会走进自爆的解决方式。

因为实践把目的、制度具有的性质分解为步骤和环节，步骤与环节只能转换为具体任务，而实践者只能对任务负责，并不能直接面对目标的可靠不可靠，共产主义做为社会的总目的它的不可靠性（非法性）在实践上呈现为对任务实现的困难，困难只能迫使人们要求克服，并导致不到对总目的的法理求证上。邓小平在文革中吃尽苦头，唤发出要改变现状的决心，可他能做的只是对已往事实的承认，做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却并不是对“为甚么会有这些问题”的理性揭示。这样一种揭示需要的是反思，而周恩来、邓小平、胡锦涛都是直观型思维，解决不了“所以然”问题；那戈尔巴乔夫、哈维尔、赵紫阳才是反思型思维。只是因赵紫阳把兴趣放在经济活动上，没有机会在思维上留下足迹。近期鲍彤先生介绍的一些片断，张钢先生回忆邓小平南巡与赵的三次接触；刘晓波先生对事件做的评论；所能证明出的都是----赵紫阳这个人做事有数。

有数就是不凭相当然，不是单纯的凭善良愿望，也就是不靠直观思维，而依靠求证。若抽像刘晓波对胡、赵二人的分析，得到的结果就是胡跃邦老的正直是他的个性，他的活动是他的个性的直接实现，他承认共产实践中的种种罪行，却并没对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做理性的反思，他没准备动摇共产主义。但赵紫阳老的活动是建立在对共产反思上的，他要动摇共产这个道理。

因此说“共产党的本质就是霸占性”这个判断必须通过反思才能获得。

人类是一种感知世界又感知自身的东西，在经验理性中无论感知甚么，实际上都是把一个反映形式（概念）套在那被感知的对象上。直观思维是对实际事实发生的，反思只是对自已思想的思想，是纯粹的思，不包含“想”。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只来解“共产”这个词，就能发现它包含的攻击、侵略和霸占性。在上，我们已指出就是实践和理论的夹角，现在再指出理论与实际的脱离：

所谓实际，是指客观世界万事万物的独立性，“共产”已经把“共”这种关系指向了具有客观性状的“产”，可是人的独立性决定了财产的独立性----共产实际要完成的是个责任归属，可这个归属早被自然一劳永逸地完成了----有关人类世界的一切，都只能围绕着人的独立性来旋转，违背了这一点就陷于死胡同。马克思提出把“共产”当做促成人类公平的总主张，只是在关系领域内的思考，他忽视了人在存在上的独立性，那么，共产主义所以陷于危机的要害就是----共产主义这个空想损害或埋葬了人在存在上的独立性----共产不能像独立性那样靠自身的自在完成其存在，就只好呼唤外力来支持其存在----在共产主义尚未成为事实的条件下，共产党是对着国府争夺天下，主要对象是蒋中正及其国民党，国府外的任何力量都成不了它的妨碍，所以毛润芝有允许梁漱冥反对阶级斗争说的雅量，舌战两夜而不怒；但当共产主义成为政权的性质，韶山汉子就决不再雅量：他一松口，建立在幻相上的共产就如雪球之置于艳阳，不用打它自己就溶化了。

只有把共产只当做认识对像来考证，才能从根上发现它的反动性----对人类独立性的蔑视。

这样我们就不只是根据实践事实来承认“共产主义”造成的侵略、攻击、霸占，而且判定只要它的名义还在，它的在事实上的功能就只能是以攻击、侵略、霸占为方法。

我在这里呼吁的就是不能走保留共产主义名义下的改革道路。

只能走推翻共产主义建立宪政共和的道路。

我希望我的求证能引起对共产制度的坚决拒绝，促成我们重新选择。

政党领袖，既处在政党自身的机理之中，又处在社会、时代与政党所构成的那个夹角机理之中，就只能受机理的支配却不能醒悟自知，打着要救国救民的雷鸣闪电，做的却是越陷越深的绳索，就像可怜的胡锦涛。

胡锦涛既不眼瞎也不耳聋，他当然知道当下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共产主义已处在崩折之中，共产党已处在人民的普遍而强烈的声讨之中。

但他从这个现实里滋生出来的却是----如何才能让他的党不亡？因而他提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这个命题的直译就是：如何保证共产党不亡；原来胡锦涛是以共产党不亡为任务发动活动，所以，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堵住“西方政治制度的”入侵。

同是自然界的生灵，同是共产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与胡锦涛为甚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就因赵紫阳是从人的角度而不是党的角度发生思考，他要对中华民族，对这块土地，对亿万民众而后才对党负起责任。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紫阳老使用的是反思思维，而胡仔却是经验直观。研究胡锦涛的言论不难发现：这位世兄从来未思想他的思想，而是碰上甚么就思想甚么。

他从来没想到要考问“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甚么”，在此我就毫不犹豫地对他说，共产主义就是用霸占为方法的主张。

不信可看，中国以外在世界各地，共产主义的实践有哪一例不表现为霸占的呢！

仔细想想这五十多年的历史，共产党和人民是一种甚么关系呢？有哪个词可以概括了这种联系的一切方面，又保证汤水不漏？

也只有----“霸占”这个词。

在中国是这样，朝鲜呢？越南、古巴呢？已经亡故了的苏联，东欧诸国呢，无一个例外。还有那短命的波尔布特柬共，更是疯狂到如狠似虎的程度。

与共产主义的斗争，就是同侵略、攻击和霸占文化的斗争。

民主斗争的任务就是用制衡的宪政代替霸占。

反共就是反霸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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