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这场漫长的论战中，双方似乎都无法解释某些“六四”后产生的现象。譬如，胜方津津乐道“六四”后的稳定和增长，败方反唇相讥隐于其后的腐败和不公。但双方都没有解释，何以“稳定增长”和“腐败不公”能相安无事，并存至今。如果说当年“六四”在民间的真正动力，就是反对腐败和社会不公的话。那么，面对十倍于当年的腐败和社会不公，“六四”英雄，今在何方？
又如，按胜方宣传，“六四”是四项基本原则对自由化的胜利。据败方陈述，“六四”是从开明向专制的倒退。但双方都无法回答，何以“开明”的或“自由化”的精英们和“专制”的或“四项原则”的鼓吹者如邓力群们，“六四”后异途同归，双双退出中国政治舞台？
再如，“六四”前中国知识精英和大学生们普遍政治热情高涨，人人议国事，个个骂政府。在将中国的一切弃如蔽履的同时，对西方文明的崇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一时间，出国留学取代金榜题名，成为中国学子的人生追求。然而，“六四”后短短几年，中国知识界这种特有的人文景象顿然改观。全世界被中国突然勃兴的民族主义惊得目瞪口呆。从北京申奥的狂欢到围攻美国使馆的愤慨，都表明同一个事实：中国在远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河殇”到“中国可以说不”的转变（2）。如果说坦克可以令人生畏，专制能迫人道路以目，但它们毕竟都无法改变人的内心感受，无法开创一代文人的风气。“六四”当事双方，对这一有目共睹的巨大转变，同样没有回答。
西方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发现，彻底非现代化和社会动荡无关，彻底现代化和社会动荡逆相关。而从非现代化向现代化的转变，亦即现代化的过程，却和社会动荡正相关。现代化速度越快，社会越容易动荡（3）。现代化过程产生动荡的原因可以概括如下：开放社会产生横向比较，发达国家对后进国家有强烈“示范效应”。但是，由于经济增长赶不上欲望增长，多数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失落多于满足。与此同时，现代化初期，分配开始趋向不均，产生了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 (Inverted U-Shaped) 模型：即经济不发达的社会分配比较平均，经济开始发达的社会分配非常不均，经济非常发达的社会分配重新趋向平均（4）。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在分配不均的同时，教育和媒体又趋向普及。教育和媒体的普及，使本来熟视无睹的社会不公变得不能容忍。教育程度越高，对社会不公越敏感。现代化初期，社会又缺乏灵活的政治机制和足够的经济实力吸纳高教育的人才。游离在体制外、不被社会承认的知识分子，是现存体制最大的威胁。教育程度越高，威胁越大。用政治学流行语言说，便是小学毕业生街头闹事，高中毕业生密谋政变，而失落的大学毕业生酝酿革命（5）。
以邓小平“改革开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不仅无法避免上述动荡因素，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弱点，那就是邓小平的现代化，开始于中国政府威信最低的时刻。在邓小平大权在握以前，毛泽东已在对自己理想的执着追求中，将中国政府的威信挥霍殆尽（6）。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曾在民众中享有得天独厚的威望。这种威望主要来自三个因素。第一，来自于中国百年沧桑的历史。来自于一个古老而骄傲的文明，在近代被异族百般凌辱后的痛定思痛。任何个人或集团如能使这个文明重新充满信心，使这个民族从屈辱中重新站起来，他和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被本民族的大多数人视若救星。
第二，这种威望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特色。政教分离，即政治的理性化和宗教的私人化，本来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马克思主义本身虽然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但在二十世纪的政治战场上，马克思主义又被“革命的手”涂上了宗教色彩。当然，革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特色的原因，而只是其外部条件。马克思主义宗教特色的真正原因，深藏在马克思时代德国哲学家所谓的“思维彻底性”里面，深藏在他们逻辑完美无所不包的体系里面。黑格尔哲学本身就是一个在内部充满逻辑完美的小宇宙，而其“世界精神”更与上帝只有一步之遥。因此，当马克思将他所谓黑格尔“头足倒立”的辩证法重新颠倒过来后，一个尘世宗教的降生，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革命，只是及时地扮演了“东风”的角色。至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社会科学日益意识到历史发展可能并没有可预见的模式，任何“完备”的思想体系企图带着道德优越感来指导历史发展，都可能导致灾难，那是后话，按下不表。但在当时，凭着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威力，中国的革命领袖在被人民视若救星的同时，再被奉为神明，却似乎是命中注定，在劫难逃。
第三，这种威望来自于中国民众的素质。中国民众的现代政治意识并不成熟。象世界上任何不成熟的东西一样，政治不成熟的突出表现之一，也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当人民处在愚忠这一极端时，就为政府的无比威望和滥用这种威望提供了强大的基础。
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中，中国政府从未用坦克和野战军镇压不同政见者。这不是因为毛泽东比邓小平仁慈，而是因为毛泽东没有这种需要。毛泽东执政时，中国政府只要一个“政治运动”，就能使任何政敌顷刻间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他们遭到包括至爱亲朋在内的全体公众的鄙视和唾弃。只有拥有这样能力的政府，才能实行所谓的“全面专政”，才能要求它的臣民不但在行动语言上，而且在思想闪念间对它保持忠诚。
邓小平开始执政时，中国政府显然已丧失了这种能力。造成中国政府威望的三个因素，前两个已不复存在。第三个虽不幸未变，却正在从愚忠这个极端迅速滑向另一个极端。与此同时，“文革”结束对邓小平为首的老干部犹如浴火重生。在“文革”中，他们第一次体验了民间疾苦，亲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重掌大权后，他们对“政治运动”自有切肤之痛。因此在自己获得解放的同时，他们真心诚意地希望给予人民所谓的“第二次解放”。于是，他们宣布中国不再搞“政治运动”。磨难或许使老干部有了新的人生感悟，沧桑或许让革命者都渴望常态。可惜，这种渴望来得不是时候。
毛泽东执政的早中期，人民对政府既爱且怕。爱是因为这个政权给了他们国家的统一，生活的稳定和做人的自豪。怕的是稍有闪失，即会在“政治运动”中沦为人民公敌。这种统治与被统治间既爱且怕的关系，要靠人民感恩戴德的心理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同来维系。当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时，他的统治思想中兼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成份，翻译成他自己的语言，便是“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现实主义的他，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王霸兼用，恩威并施，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所记载的帝王权术中，激发当代统治的灵感。但理想主义的他，更相信真理确实在自己一边，相信人民终究会接受他那半马克思主义，半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在毛泽东身上，理想主义又往往超过现实主义。因此，他更多地希望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脱胎换骨，锻炼成长。但是，沉醉在巨大威望中的毛泽东，显然忽视了这种在全民中推广的泛政治主义的危险性，忘了这是一种只有在人民衷心爱戴的瞬间才能玩的游戏。要求人人关心国事，无异于玩火，其中人心便是风向。有朝一日，风云突变人心转向，始作俑者难免引火烧身，玩火自焚。邓小平上台时，人心已变。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任何善意的“亲民”措施，都只是火上浇油，是在人民不爱政府的同时，再让人民不怕政府（7）。
显然，当邓小平的现代化起步时，中国政府的有效统治已面临挑战。邓小平可能很快意识到了问题，于是祭起“四项基本原则”。“六四”后邓小平讲“两手都要硬”，确实不是事后聪明或文过饰非，而是一贯主张。但是主张是一回事，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贯彻主张是另一回事。后者不仅需要政治家的决心和智慧，还需要形势。要使人民重新爱政府，即便可能，短期内也难以做到。因此，要保证中国政府的有效统治，就只有让人民再怕政府。令人害怕，需要实力、决心和舞台。三者缺一不可。中国政府有实力，邓小平有决心，但展现实力和决心的舞台，却只有形势才能造就。
邓小平不可能制造舞台，也没有我们今天事后聪明的条件，于是只好摸着石头过河。从批苦恋、清污、反自由化直到“六四”，将近十年便这样一路摸了过来。其间，邓小平屡战屡败，最大败绩便是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开除出党,并登报宣传，显然带有邓小平的个人色彩。但是，邓小平的认识落后于形势。他推己及人地、一厢情愿地以为，开除出党必定痛不欲生，登报宣传可以杀鸡警猴。不料事与愿违，开除出党，方、刘、王毫无痛感。登报宣传，人民更不惧怕。相反，三人一夜之间平步青云，成了民间英雄。邓小平付出了沉重代价，战绩不是零分，而是负数。
经此挫折，邓小平大概决定改弦更张。有件事可作间接佐证。在反自由化和六四间的一九八九年初，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破天荒地将中宣部明令禁止，内容与当时中央方针相左的苏绍智讲话公开见报。事后赵紫阳为难，决定整顿导报。千钧一发之际，邓小平突然传话：“不予理睬”。短短四字，弦机无穷。既不断是非曲直，却又语义生硬，斩钉截铁。究竟意欲何为？如今回首，谜底格外分明：邓小平不是法外开恩，而是吸取了“反自由化”的教训，决心不再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用错误的方式，和错误的对手较量。
几个月后，学生上街，进而绝食。万民声援，秩序大乱。邓小平苦苦等了十年的机会，终于来了（8）。“六四”为中国政府恢复有效统治，为邓小平展现实力和决心，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舞台。沧海崃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