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江南案连续数月成为“九十年代”的重点议题，包括八五年二月发表江南给台湾情报部门的七封信，我也评论过江南案反映的国共谍报战。台北当局在案发后，由蒋经国亲自挂帅调查处理，八五年四月即判处三名凶犯陈启礼、吴敦与军情局长汪希苓无期徒刑，但江南遗孀崔蓉芝控告台湾当局的官司，一九九○年才达成庭外和解（台湾政府支付崔蓉芝一百四十五万美元）。陈吴汪三刑犯亦于九一年减刑假释出狱。蒋经国则于一九八八年一月病故。
江南遗孀直指蒋经国是知情人
这个震惊国际的事件是不是已经走进了历史，烟消云散？从最近媒体的报导，我们看到，事件余音未了。江南遗孀提出案犯背后是否还有更高层的主使人？要求台湾情治部门“给一个说法”，她认为“蒋经国是事先知情的，他可能只是不置可否，或认为小事一桩吧。”老记者陆铿也认定，“蒋经国起意杀江南”，江南写“蒋经国传”是远因，写“吴国祯传”是近因，陆铿认为“蒋经国只要当着部下特务头子骂上两句，自然有人深体上意，消灭悖逆。”
台北历史学者、作家郭冠英，在江南案二十周年之际，披露他十多年前访问汪希苓的手稿，提供了若干新案情资料，其中关键处有二：一是蒋经国曾对汪说，要他为国家扛起责任，并“好好想想对外面的说法”。二是有人证实，命案之后，汪在办公室毕恭毕敬打电话报告“行动的同志都回来了”。郭冠英说，汪如此致电者，蒋经国之外，无第二人。
陈虎门是当年策划制裁江南案的军情局上校，现在曼谷经营餐厅，他接受中时记者访问，却持“双面间谍”的解释。他说制裁江南根本与江南写蒋传、吴传无关，而是因为江南作为台湾情报人员，又帮中共做情报，必须“制裁叛逆”。可是，当年在法庭上，他们把“制裁”二字，改为“教训”。陈虎门说，当时，他们不知道江南还是美国FBI线人，如果知道，他们就会“慎重考虑”了。
这些，就是江南案二十年后透露的新资讯。令人瞩目的是，这件跨国杀人的大案究竟是不是台北最高当权者蒋经国所主使？
柏杨：江南是压死暴政的最后一根稻草
现在大约是两种意见，一种如崔蓉芝、陆铿所言，蒋经国对杀江南知情，有放纵、暗示之责，但未必正式下令。不少对蒋家威权统治痛恨反感的人都持类似看法。一位中研院学者肯定地说，若无蒋经国的意思，谁敢去美国杀人？国民党早有陈文成、闻一多这类暗杀前科。
但另一种意见恰好相反，认为蒋经国当然讨厌江南，但跑到美国去杀一名已入籍美国的异议作家，那是完全丧失理智的行为，蒋经国不会纵容这种行为，蒋事后确实感到痛心。事件极可能是下面揣摸上意的胡作非为，汪希苓要负责。一位对江南相知颇深的资深北美记者曾向我作过这样的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评论家都极为肯定江南之死，加速了台湾的民主化。
作家柏杨说，江南奉献生命与鲜血，“化作压死暴政的最后一根稻草－－证明蒋中正蒋经国父子的政权，已堕落为赤裸裸的多行不义的权力。”他说，江南没有发现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执政党，“只是一个黑帮社会的特务统治系统。”“江南之死，引起整个政权溃散的骨牌效应。”柏杨说江南是最后被害者，以后蒋氏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再也没有机会重犯了。（见“传记文学”2004年10月号）
中时专栏作家林博文认为，“江南事件改变了台湾的前途，吹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蒋经国不只一次把江南事件与美台断交相提并论，可见其震撼力。林博文指出，江南事件把蒋经国搞惨了，他的心思为事件所煎熬，痛苦万分。终于在江南死后“不到四年就咯血而亡”，江南事件冲垮了蒋经国时代。
林博文的说法，让我联想到林彪的叛逃导致毛泽东的衰败与死亡。但是，蒋经国比老毛明智许多，面对国际压力和党外的猛烈攻势，蒋经国暮年以带病之躯，主持了台湾划时代的开放党禁与报禁，为后来李登辉的全面民主化开辟道路，也改写了自己的历史定位。
江南的压卷之作：越山前进的中国
江南之死，即使蒋经国全不知情，他的责任与他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蒋掌控情治系统多年，在进入八十年代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之际，他的权力机器还是反攻大陆时代的旧系统，没有更新也无法更新，而江南其人，无论其著作之标新立异，批判权威，还是其多重身份的长袖善舞，都与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息息相关。江南自恃美国公民身份，文革末竟，已在经营大陆关系，他在死前发出的最后一篇文章《越山前进的中国》（刊于“九十年代”八四年七月号）描述他对新时期大陆的现场观感。
我曾留意到他叙述和中宣部长邓力群长达四小时的谈话，他坦陈香港因邓主持“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而称其为“左王”，但他的直觉印象是“这位掌宣传大纛的旗手，知识丰富，消息灵通。三年前来过美国，看不出他是固步自封的保守官僚。”他最后写道：
“中国正越山前进，路途很艰辛，也很漫长，照既有成就看，我们似乎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它终极的胜利。”
江南的文字功力好，有一种简洁明快不尚卖弄的魅力，那正是一个好记者的标志。江南之被杀显然与其自视甚高的个性有关。与江南相熟的傅建中先生告诉我，江南历练丰富，中英文俱佳，交游广阔，洞悉官场是非，写文章得罪不少人，在美生意也不好做。他有一种游戏人间的心态，想在中台美三方耍耍别人。最后出事，非常不幸－－这正是评论江南死因的“玩火论”。江南长久是台湾的“拒绝往来户”，八三年他向台湾提出回国的三个条件是：不发声明、政府招待全程、蒋经国接见。可见其倨傲心态。
江南和中共的关系
而在和中共交往方面，江南已达到很高境界。据江南欲策反之中共民航干部崔阵，在江南死后发表在北京人民日报连载四天的文章所述，江南已被视为“正直的爱国者”，因为他既反蒋，又反台独，而且极为贬斥“中国之春”海外民运。八三年下半年起，江南每周去三藩市中共总领馆讲课二小时（讲政治与社会文化）；并为统战吴国祯访北京“做了大量工作”。文章说“江南同我们是自觉但又不是盲目地保持着一致的朋友。”
因此，江南赴大陆受到礼遇（中共中央书记邓力群接见）；一九九一年五月，获大陆政府批准，由国台办主任唐树备操办，江南遗骨归葬安徽黄山龙岗公墓，以“家事家办”原则，禁外人参加，以防政治渲染－－这些便是可以解读的事了。
我当年曾指出，崔阵在中共党报上吹捧江南，恶贬台湾，肯定激怒台北当局，江南七函出笼，便是国民党的对策之一。
按今天观点看，江南无疑是一名中国情结很深的蓝色统派斗士，而他的死，正如一些评论所言，即使三面间谍也无死罪。台湾当局杀死江南，是百词难辩的冷血罪行，是国民党体制落后时代、走向衰落的预兆，也是蒋经国这位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的命运转捩点。
一名弄潮儿，被大潮卷走
二十年时代风云，让我们看到，江南的悲剧，其个人因素并非主流。历史演变的青黄不接，才是他致死的重要背景。二十年的变迁，他生前能想到吗？他在美国十六年崇尚并享有的言论自由、政治民主和人权保障这三项指标，在他大力抨击的故土台湾都已实现。迄至九十年代，台湾已全部清偿了二二八事件以来的政治迫害债务，恢复名誉与支付赔偿；民选总统已有三届，并实现了政党轮替，李登辉从总统变为今日“党外”，凝聚着一群为台湾开拓新路的理想主义者，而新闻自由已经达到可以在电视上公然鼓吹中共打台湾的地步。一位前陆委会官员透露，中共学者说，国台办曾收到不少台湾人的攻台建议书......而中国大陆二十年的演变也很大，甚么都在变，唯有上述人权、自由、民主三项指标，没有变。尤其是人人痛恨的（令江南致死的）特务统治，无所不在，已成为中共治国的主要手段。
在“国家认同”出现巨大危机的新时代，价值观空前混乱，台湾恐怕不少人做了不利于他们不喜欢的现政府的事。拜倒在红朝的威势之下，不乏其人。但再不会有陈启礼，也不会有汪希苓出来“为国除奸”－－这令江南的作为相形见绌的一切，他地下有知又作何感想？他会不会写一篇“越山前进的台湾”？
正如蒋经国晚年深叹的：“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二十年后再来追讨江南案的“真相”，台北当局虽无人“为尊者讳”，但恐怕只是一场徒然。最近，我请问《蒋经国与章亚若》的作者周玉蔻，江南案和章亚若之死是否有点像？她表示同意。在江西为蒋经国生下章孝慈章孝严兄弟的蒋经国情人章亚若的死因，迄今不明，研究者亦有人怀疑是不满于章的小蒋主谋（无涉老蒋），但并无足信的证据。六十年前的谜，有谁能解开？
当年号召成立江南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加州大学教授王灵智，最近也呼吁陈水扁总统公布江南案的官方档案。他说当年调委会向美国施压，支持党外人士攻击国民党，许信良曾说“没有江南案，就没有民进党”，现在当权了，应该公布真相......但是，陈水扁一个枪击案，蓝绿对立，自顾不暇，半年多才成立一个不汤不水的真相调查委员会，而“真相”何处寻？有谁看好？
历史有情，历史也无情。二十年的潮流，有目共睹，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但江南已留下他的足迹：一名弄潮儿，被大潮卷走。
（原题：越山前进的台湾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于香港）
－－转载自《新世纪》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