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和警方正在加强打击地下钱庄和非法洗钱活动。在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中国外汇领域反洗钱报告》的同时，国家外汇管理局福建省分局、莆田市中心支局与当地警方一起破获了三起有银行员工参与的非法买卖外汇案件，并且捣毁了一个地下钱庄。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动作显示北京政府对非法金融交易迅速蔓延感到极为担忧。
《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被称为中国地下金融中心的温州已成为广布中国各地的地下金融交易的一个缩影。报道说，温州人经常仅凭一份手写的借据、在朋友相互握手间达成贷款协议。随后双方用自动点票机点钱，或是到一家储蓄所转账。有时干脆把装满现金的麻袋交给借方。
《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章家敦说，造成中国地下钱庄兴旺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国有银行体系的低利率。
章家敦说：“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利率由北京控制，远远低于市场，而老百姓希望通过投资获得高回报，地下钱庄便提供了机会。所以，人们愿意把钱存到地下钱庄以获取高回报，这是不奇怪的。”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储户不再接受银行百分之二的低利率，而把钱自己放贷以获取两位数的回报率。他们把钱借给那些没有办法从银行贷款的房地产投机商或小型企业，这样做不仅利率高，还可以逃税。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学教授徐滇庆说，由于去年通货膨胀升高，老百姓在国有银行储蓄的钱实际价值在减少。尽管人民银行最近升高了利率，但是一年期存款利率仍只有百分之二点二五，而通胀率则高达百分之五。
徐滇庆说：“四大国有银行已经连续七个月储蓄呈现负增长，这就是因为老百姓到银行存钱不赚反赔，所以他们在银行存钱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纽约时报》报道，今年春天以来，中国地下钱庄的放贷利率已经升到月息百分之一点二，年利百分之十五点四，并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上。根据瑞士第一波士顿信贷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陶东(译音)的计算，中国市民在8月和9月两个月里，共从国有银行中支出了一百二十亿至一百七十亿美元。据估计，上个月的流出量约达一千二百亿美元，相当于中国所有金融机构总存款的百分之三。陶东警告说，如果这种提款势头在未来几个月持续下去，可能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甚至社会稳定。
徐滇庆教授指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中央银行才决定调高存款利率。
徐滇庆说：“所以现在调到了二点几，离五点二几的通货膨胀率还有三个百分点。所以毫无疑问，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一定要消灭负利率，如果不消灭负利率就直接威胁到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纽约时报》说，中国人民银行10月28日加息就是想把老百姓的存款留在国有银行中。人民银行在一份声明中强调，提高官方利率可以“减少外部流通的信贷基金”。报导说，与其说人民银行的升息是为了控制投资过快成长、抑制通货膨胀，还不如说北京急切希望吸引老百姓把钱重新存回国有银行。
章家敦说，中国地下钱庄兴旺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国有银行系统不愿意贷款给私营企业。中国的私营企业融资渠道严重不畅，民营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章家敦说：“中国国有银行系统建立的目的是为国有企业提供资金，他们根本没有承担风险、为非国有企业贷款的动机。私营企业虽然整体效率高、盈利好，但是有的刚刚起步，有一定风险。问题是国有银行系统缺乏审核信用的工具，更不愿意承担风险。”
在温州这座最富资本主义活力的城市中，百分之八十的经济掌握在私人手中。尽管中国的私营企业创造了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产值，但所获得的银行贷款却不及总量的三分之一。《华尔街日报》举例说，温州最富有的民营企业家、三十九岁的王振滔在短短十六年的时间里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制鞋公司之一。这家企业目前有员工一万人，包括一批意大利设计师。但当他最近决定在中国打造一座耗资人民币十亿元的“皮鞋之都”时，他从未想要向国有银行融资。就像过去创业时那样，王振滔决定仍依靠他唯一的融资来源--民间资金。
《纽约时报》说，温州市的绝大多数地下贷款都贷给了亲属或邻居，资助开办当地的小生意。但当地人说，地下钱庄近几个月已发生了变化，许多资金都已流进房地产，流进了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地下钱庄的交易也逐步向非亲友借款方向发展，从而也增加了产生纠纷的风险。《中国即将崩溃》的作者章家敦说，地下钱庄迅速扩展的后果之一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失去了他们过去对银行系统的控制能力。
章家敦说：“中国地下钱庄的发展以其独立的运作超越了政府的控制范围，因此北京正在逐步失去对中国整个巨大银行系统的控制能力。地下钱庄成长得越快越强，政府对金融行业的控制能力就越来越小。”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对地下金融交易加大了打击的力度。但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教授徐滇庆说，与其镇压取缔，被动地调整金融结构，不如因势利导，推进中国银行民营化进程。
徐滇庆说：“银行民营化是历史的趋势。全世界凡是著名的银行都是民营的。国有银行只是集中在一些经济转型或经济非常落后的独裁专制国家。金融行业是竞争性很强的行业，让国营银行占据统治地位，这样的经济一定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环境。中国的银行迟早要实行民营化。”
章家敦认为，中国目前银行系统的困境在于已经没有很多时间了。根据世贸协定，2007年1月1日外国银行将在中国享有同中国国内银行同样的待遇。
章家敦说：“这意味着中国不仅要走上正确的轨道，而且必须加速。调高利率是正确的步骤，但却是很小的步伐，影响十分有限，中国必须加快步伐拯救银行系统。”
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