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援引当地未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约有148人在那起骚乱中被杀，其中包括18名员警。河南回汉冲突只是最近中国各地爆发的一系列骚乱中的一起，这些此起彼伏的不满情绪的爆发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高度关注。
10月份， 5万示威者聚集在四川一个小镇的政府机构前并焚烧了一辆警车以抗议据称是一位民工被政府官员殴打的事件。10天后同样是在四川省，据估计汉源县10万农民包围了当地政府并与员警发生冲突。据报导，事件的起因是政府为修建水电站强征农民的土地，而且给予的补偿偏低。直到政府宣布戒严和准军事部队进驻当地，那里的局势才暂时平息下来。
根据设在纽约的南蒙古人权资讯中心提供的消息，10月29日，在一个著名的蒙古摇滚乐队预定的演出被取消后，数百名武警进驻内蒙古的大学校园实施戒严。而就在本月，广州的保安人员在驱逐在街道上卖烤羊肉串的维吾尔小贩时，愤怒的维吾尔人与防暴员警爆发了激烈冲突并导致数人受伤。
中国25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令其邻居□慕不已，然而，收入差距也在以同样的速度扩大，腐败也随之日趋严重，从而导致愤怒和不满情绪的爆发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中共喉舌《了望周刊》最近报导说，2003年中国爆发了5.8万多起重大社会动乱事件，参与人数超过3百万，与2002年相比上升了15％。
负责接收民间投诉的中共信访办的情形也显示了民间的不满程度。该机构去年收到了1千万份投诉。据《南方周末》报导，每一千起投诉案件中仅有两起能够获得解决。有些法律专家认为，信访办与法律精神背道而驰，应该被撤除，不过也有人担心撤除信访办和堵塞民间发泄不满的渠道可能会导致形势恶化。
对中共政府来说，令人更加头疼的是，中国的“新媒体”似乎正在成为一股强大的批判力量。中共控制的报纸、电视台等传统媒体通常不报导骚乱事件，但通过手机、传真和网际网路等现代通讯工具这类消息能即时传到中国各个角落。而且，中国的积极分子也更善于跟外国媒体交流了。例如，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中国民众开始通过手机、短信、传真和电子邮件直接与外国记者联系。
夏威夷大学亚洲研究和人类学教授格拉德尼说，很难通过中国最近的一系列动乱来判断这类骚乱的在增加还是我们获得的此类资讯在增加。他说：“我认为（这些骚乱的）新特点是全国各地的参与者相互进行沟通，这是前所未有。事实上，现在的真正不同之处是跨地区的协调和觉醒，而不是（骚乱）增加。”
此外，格拉德尼向表示，封锁这些沟通渠道并非易事。他说：“这一点显然令中共领导层感到担忧，但我确信中国政府无法阻止。我们现在处于手机时代，人们比以前更容易进行联系。时间是无法逆转的。”
德国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副主席Enver Can也持同样的看法：“中共政权将无法逆转全球化的潮流，也无法让其统治下的人民与自由流动的资讯绝缘。中共若仍以为控制资讯作为杀手，那就是误判形势。”
Enver Can表示，中国的局势正在失控。他说，“多年来这样的骚乱一直是我预料之中的事”，而中共仍以“铁血”政策维持稳定。他表示，贫富悬殊、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对少数民族和宗教的镇压、民工问题等诸多麻烦将让中共难以招架。他预计说：“未来数年，中共政权将面临越来越多的骚乱。最近的一系列抗议也许只是全国性民间骚乱的序幕。”
中国资深异议人士任畹丁则不表苟同，他说：“这对中共的控制不是大的威胁。中共是独裁政权，它有很强大的镇压机器。”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伯恩斯坦说，中国农村地区警力不足，局势“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变得严重。不过，他解释说，这样的“条件”目前似乎并不存在，而且武警部队足以应付这些问题。他说：“地方性的大规模骚乱不足以撼动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
伯恩斯坦说，更重要的一点是缺乏领袖和组织，这意味着“中国那些不满的民众无法组成统一战线……任何社会运动都需要有领导者，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的知识精英有意担负这种领导责任－他们当中许多人同情农民，也有许多人轻视农民。”
伯恩斯坦还表示，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工人与农民无法联合起来，而中共则又一直尽力让这两个群体处于分离状态。他说：“如果要进行政权更替，就必定要有反对派－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而中国则没有。”
格拉德尼也认为中国尚未面临大混乱的危险。他说：“我认为，情形尚未严重到那种程度。这需要发生众多全国性的大规模事件。”作为研究中国穆斯林社会的专家，格拉德尼认为最近参与河南和广东两地骚乱的回民和维吾尔人并未在中国其他地方的教友之间进行协调或联系（尽管有未经证实的传言说来自河南之外的回民被员警堵在暴力爆发地点之外）。
伯恩斯坦说：“不满情绪本身并不足以引起革命或政权更替。只有一个政权真正遭受重创后才有可能发生，而我并未发现（中国）存在这种情况。”中国和外国的专家都表示，大多数中国农民和工人反抗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官员。伯恩斯坦说，抗议者并未攻击中央政府本身，而是 “以中央的名义抗争”。他说：“中央政府支持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因此农民只是对地方官感到不满并希望中央来帮助他们。”
格拉德尼说，民间的不满主要冲中级官员而来，而回民和维吾尔人的暴力活动通常与地方的民族和社会问题有关，跟激进伊斯兰或分离主义的关系不大。因此格拉德尼认为：“这些抗争显然不是反国家的－肯定也不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所为。这些不是全国性的问题，而是地方性的。他们向国家提出抗议而不是反国家。”
中央政府通过所谓的“救火”方法或收买策略强化了其作为“救星”的功能。就以最近的例子来说，在政府做出了一些妥协之后，陕西省咸阳市一个纺织厂的7000名工人取消了为期7周的罢工。不过，伯恩斯坦说，“假如中央不能兑现承诺”，那么这种对中央的信任就会彻底消失。
伯恩斯坦认为不应低估中共政权的改革能力，并列举了它在过去两年取得的几项成就：废除不公平的各种收费；废除农业税；向农村教育提供支持以及提高农产品价格。伯恩斯坦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消息人士说，中共内部在以何种方式应付时局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有些中共高级官员崇尚武力镇压，有些则认为改革和理性是最好的办法。
Enver Can说：“通过民主改革重获人民的信任才是中共的出路。如果它回避现实和拖延进行根本改革的时间，谁也不能保证中国人民仍像过去那样温顺。我认为，中共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它对自己人民的压制政策。如果一个政府以它自己的人民为敌，它就失去了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