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敏寺坐落在泰晤士河畔喧嚣的闹市区，毗邻议会大厦和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1045年英王爱德华领教皇旨意颁诏建西敏寺，历时20年，1065年12月28日西敏寺正式“就圣职”，1245年至1517年间西敏寺再次重建，成为英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的教堂之一。不需入寺，仅是它那直逼苍穹的哥特式风格，寺院外的参天大树，斑驳的高墙，泛白而雕琢精致的门窗，已足使人感到苍古了。
等待入寺的人们在侧门前排成了长龙。和我一样，很多人来此，兴趣在宗教朝圣之外。与别的大教堂相比，西敏寺和教会的关系并不那么单纯。16世纪，在英国历史上以我行我素、多次把包括红衣大主教在内的高级神职人员推上断头台的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西敏寺也在1534年被国王控制，并在1540年和1559年两度被国王关闭。1579年伊丽莎白一世重开西敏寺，但规定由王室直接管理，并将其改建为一所学校，从此管理西敏寺的人不再是主教，而是校长，而且由国王任命。直到19世纪，西敏寺是英国继牛津和剑桥之后的第三所大学。在我看来，西敏寺是教堂，但更是一千年来英国王室的象征，因为自爱德华王及其来自欧洲大陆的异族征服者威廉以降，包括现在女王伊利莎白在内的英国历朝历代君王，除了爱德华五世和爱德华八世两位外，无不是在西敏寺加冕登基，坐上王位。就是百年之后，也都长眠寺内。
跨进西敏寺的小侧门，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人世，须臾间遁迹得无影无踪，包围我的只有幽暗肃穆得有些诡异的拱门回廊、连绵不断的石椁铜棺和无处不在的先人灵碑石像，无一不通向死亡，无一不通向茫暗的过去。几步之间，我仿佛穿越数百年时空，迈跨“阴”“阳”两界。几百年来，英国的帝王后宫百年后无不安葬于此，胄室宗亲、豪门权贵、高僧大侣、文臣武将、圣哲贤达、巨匠名流乃至布衣百姓者，都以别世之后能归宿此地为荣。不能葬此的，能立碑铭传，以志不忘，也是幸事。就是当时未能入寺者，多年之后或移骸寺内，或以衣冠碑像占一穴之地，也算是对其成就地位的追认。他们按照门第生平，各就各域。如今寺内的墓陵棺碑已多到了摩肩接踵、见缝插针的地步，后来者有的不得不屈就，竖棺而葬。游人往往前脚还未迈出地上的一块灵碑，后脚又已踏上了另一块。几番不经意后，对逝者不敬的歉疚感也就淡然了，同时也难免感慨西敏寺的近乎“鬼”满为患。
依次走过一个再一个的棺椁，凝视一座又一座的石像，细读一块接一块的灵碑，每一个人的生平事迹、掌故传说都是对历史有血有肉的生动注解，穿织起来，渐渐也勾勒出近千年来英国历史画卷的粗线条。从诺曼底王朝到斯图亚特王朝，从光荣革命到殖民扩张，多少往事被浓缩进这些顽石和精灵之中，在我注目他们时，又从沉睡中苏醒活跃过来，对我或寥寥数语，或娓娓道来，历史就在这当中复活了。
西敏寺的前部是供祷告布道的大殿，四周镶嵌王室人物和圣灵的彩色玻璃图案；中央陈列着君王加冕登基时的御座，当今女王加冕御座底下曾有苏格兰宝石，传说此宝石在加冕大典举行前被苏格兰人盗走，伦敦竭尽全力，使宝石在大典举行之际完璧归赵，重新置于御座之下，其寓意不言自明。后部是王陵所在，世胄的旌旗和徽牌悬列两壁。不过，西敏寺最让我心动、更使四方来者神往的，不是这些帝王将相，而是其闻名于世的“诗人之隅”。那是英国文学的殿堂，是一部大理石刻的英国文学史。
诗人之隅，虽以诗人冠名，其实这里不仅仅有诗人，还有作家甚至作曲家。自乔叟开始，乃至巅峰人物莎士比亚，英国600年文学史上的巨匠名家，大都在这里可寻。他们于此或长眠，或塑有雕像，或有石碑，以示后人。据说首先称此地为“诗人之隅”的，是后来自己也立碑其间的哥德斯密司。长眠者如乔叟、斯宾塞、德莱敦等。立雕像的有莎士比亚、华兹华斯、米尔顿等，其像或俯首沉吟，或平坐凝空，或儒雅倜傥。碑分两种，一种是镶于墙上的壁碑，另一种是嵌在地上的地碑。壁碑以莎士比亚的雕像为中心，上有雪莱和济慈，左右是作家奥斯丁和夏洛特三姐妹。地碑一一排列，铭刻的名字有拜伦、汤默斯、艾略特、奥登、詹姆斯、霍普金斯、梅斯菲尔、但尼生、白朗宁等诗人，还有狄更斯、哈代等大作家。
最早归宿在此的，是英国诗歌的鼻祖乔叟。诗人晚年清贫，1400年病死在寺侧一小屋中，原本葬于寺外。150多年后，英国人对这位诗人的认识渐深，才把乔叟迁葬于今日游客瞻仰的新墓。其后又过百年，乔叟“英诗之父”的名声方才鹊起。新亡入寺者是奥登，他1973年客死奥地利，第二年他的地碑就进了西敏寺。比照乔叟，他是幸运的。
不幸运的又何止乔叟。如果说西敏寺是英国文学的圣殿的话，那么不只是中国读者如雷贯耳的一些大家在辞世盖棺之时，并不是立刻就被西敏寺接纳。莎士比亚，这位英国最伟大的诗人，死于1616年，直到百年之后的1740年，才在寺中有一席之地供后人膜拜，他至今安息在故乡斯特拉福的泥土中。弥尔顿也未能逃脱这一结局。浪漫派的先驱大师布雷克生前被世人侧目为狂人，老死荒郊，连墓碑都没有。在他诞生两百年后的1957年，他的半身铜像才来到诗人之隅。最让人感慨的是大名鼎鼎的拜伦，这位英国浪漫派诗歌的三旗手之一，生时放浪不羁，鄙薄英国的贵族与教会，死于希腊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埋骨异乡，其后百多年间，一直被拒于西敏寺外，沦为英国文苑的野鬼游魂，直到1969年，英国诗社才得在寺内以一方白石为他铺碑。与这些名至实归的文豪相比，诗人之隅中也有一些诗人作家的陵墓塑像不仅占据的空间大，且精雕细琢，然前来瞻仰者往往一脸茫然，对其名姓、作品不知一二。盖棺不等于定论，又岂止于这诗人之隅，翻遍各国历史，莫不如此。
诗人和帝王将相共列一室，是我徘徊在西敏寺中感悟到的另一番诗意。承载历史不朽的，是功业，也是诗句的语言和思想，却不一定是寺内的顽石。走过寺内幽冷的棺碑和千年的亡魂，我和其他游人一样，除了感慨，“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