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文峰问我：“如果你是盲流，你会思考吗？你是否会这样思考呢？”
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是离开湖南来广东找工作的，当初自己南下广州时正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盲流。我当然会思考，只是大家都以为我不会思考。
我从小就想当一名记者，高中毕业后爸爸妈妈把积蓄拿出来供我读自费的湖南师范大学新闻系。我暗暗下决心要当一名优秀的记者，要发掘事实，揭露真相，为民请命，做党的喉舌的同时又扮演人民的耳目：把党的指示传达到人民，把人民所见所闻反映到中央。毕业后我一心投入工作，下乡跑基层，一个星期七天，每天从日出到深夜，几乎没有停过。我曾经坐公共汽车连续24小时深入湘西偏远地区，采访一户户赤贫的农民，那一张张被贫困扭曲的脸至今刻在我记忆里；我曾经扮演卧底去发掘当地公安局和黑社会勾结敲诈勒索民众而差一点被他们杀掉；我曾经为了揭露乡长镇长残酷剥削农民霸占人家妻女而长期在农村做蹲点调查……，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写出了一篇篇优秀的采访报告和社会焦点追踪，可是也许是那些年眼见太多赤贫痛苦和不公正的缘故，也许自己毕竟是一名弱女子的原因，终于有一天我精神突然崩溃。我知道我无法再在湖南呆下去了。我来到了广州。
这里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又好像和湖南不是处在同一个时代似的。我喜欢这里，我很快恢复了体力，恢复了精神和干劲。我开始找工作，我年轻健康，具有标准湖南美人的脸蛋和魔鬼身材，而最主要的是：我有大脑。这大脑不但充满理想和幻想，而且会思考！
报考应聘的多个工作几乎都成功，从干秘书到高级营销人员，我一干就上手，无论是在考试或者面试，抑或在试用期间，我都很快向主考官和老板证明我是有脑子的，我会取得成功，我不会让他们失望。
但一个个老板却很快让我失望。不久我就发现，在这个城市，美丽的外表和美丽的内在是互相排斥的，如果你有一个漂亮的脸蛋和丰满鼓胀的大胸脯，你就不需要一个大脑了；而如果你两者都具备，而且那大脑又会思考，那你就会痛苦不堪。
当我知道老板们招纳我是因为我的外表和大胸脯而不是想利用我的大脑时，我坚决地辞掉了一个个工作。我想找一个可以使用大脑的工作，找一个老板不是盯着我的外表和大波而是欣赏我大脑的地方。
我重操旧业，《南方周报》的老板吴力超录用了我。我的条件是不要让我报导那些让人痛苦的贫穷和让人愤怒的社会阴暗面。吴总编笑着说：你这么漂亮，当然是负责党政军重要会议事件和人物的专题报导，我们广州光明的地方多着呢。你说的那些贫穷和阴暗至少要开车一个小时才能够看到。
于是我开始了自己崭新的记者生涯，为了报导党政军会议、重要事件和广东省主要领导人的活动，我穿梭于五星级酒店和四星级宾馆，那些日子我眼睛看的是灯红酒绿，耳朵听到的美酒夜光杯，心里想的是祖国到处一派莺歌燕舞的美好景象。
仅仅在第一年，我就写出了多篇歌颂广东改革开放的好文章，有几篇为深圳特区特殊政策辩护的文章还被深圳市委宣传部选为全市公务员学习材料。很快我就在广州市甚至广东省高层建立了自己的采访圈子，虽然这期间在独家采访时也有好几个高官想用“亲切的大手”抚摸我的胸部，也有好几个醉醺醺的人民的公仆想把“温暖的”嘴巴凑到我的脸上，但我巧妙地拒绝了。我不是不知道，广东漂亮的电视台记者几乎都在政府高官中有靠山，而一大半漂亮女记者都是靠身体换来独家新闻。但我有我的原则。我要坚持这个原则。不久我就领教到坚持原则的滋味，我不得不靠记者微薄的工资养活自己，而且我在高层的独家采访也渐渐减少。然而已经够了，我已经了解得够深了，深得足够我再一次崩溃下来。
甚么莺歌燕舞，原来是淫歌艳舞；甚么人民的公仆，其实人民才是他们的公仆；甚么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实到处是男盗女娼而已。我感觉到，正是眼前这些人模狗样的贪官污吏，才让我们整个国家落后和赤贫。我知道我该写甚么，该揭露甚么了。我有的是素材和资料。
我开始写焦点追踪，我要告诉我的读者，广东的地方官员是怎样把本来属于这个国家和全国人民的资产据为己有而率先富起来的，我要告诉我的读者在广东高速发展的背后是多少内地穷苦劳工的血和泪，我甚至有事实支持我得出明确的结论：广东处级官员平均贪污达到五十万，厅级干部平均达到五百万，而省级干部的家属子女有百分之九十三在经商赚钱，他们的资产平均一千万以上。我告诉吴总编，就这样登出去，如果有地方领导不服气，我愿意和他们对簿公堂，只要他们愿意公布广东地方官员的资产，如果结果和我说的有一分钱的出入，我愿意以诬陷罪把牢底坐穿！
“王媛媛，你冷静下来！”吴力超总编带着半紧张半关心的表情看着我说。
我慢慢让自己平静下来，每一次当他拒绝刊登我的调查报告和焦点追踪时，我都会向他急。他会同情地点着头，等我平静下来，然后耐心地向我陈述利弊。当然他从来没有退让过。他说，这是原则问题！不想我丢掉工作，他自己也不想被广东省官员找个理由抓去坐牢。“我还有老婆孩子呀！”
他会解释：为松缁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