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天后，师涛家人才接到《对被拘留人家属或单位通知书》（长国安拘通字2004第一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师涛，已于2004年11月26日被刑事拘留，现羁押在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特此通知。”
从师涛的弟弟师华的电话里听到这一消息时，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在心里恨恨地说：“真够恶的，又是泄密！”
师涛，一个记者，一位诗人，能得到甚么“国家秘密”？湖南国安跨省抓人，难道就因为师涛曾在长沙《当代商报》工作过？
我翻看了师涛近期在境外媒体上发表的文章，怎么也看不出其中有甚么“国家机密”，莫非师涛诗句的隐喻或象征里，隐藏着我等凡眼看不出的秘密，而被国安们的“火眼金睛”识破？
了解国情的人都知道，在黑箱中国，一切都可以成为“国家机密”，“泄密罪”的神通广大，几乎覆盖所有官方不想让外界知道、更不想让民众谈论的话题：向境外媒体披露农民的群体维权是泄密（林海案），向某一人权组织提供强制拆迁的情况是泄密（郑恩宠案）；回国收集学术资料是窃密（宋永毅案和高瞻案），回国了解工人及工运状况也是泄密（杨建利案）；党魁的报告是机密，哪怕是第二天就要公开（吴仕深案）；江泽民下台也是秘密，哪怕这是民众理应知情的公权力交接（赵岩案）；甚至，某高官的病情或隐私，也都是“国家机密”！
有这么多“秘密”的国家，肯定有着无孔不入的“国家安全利益”，将个人置于动辄得咎的恐怖之中。更恶劣的还在于，“泄密罪”经常被用于迫害政府不喜欢的个人。所以，与其说是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利益”，不如说是为了维护垄断政权及其权贵利益。
这是又一场徒手个人对专制机器的较量，是良知与强权的对抗。用“涉嫌泄密”逮捕师涛，正如用“嫖娼罪”监禁刘水一样，凸现了后极权独裁的下流。
当一个政权强大到下流的程度，也正是其在道义上最虚弱之时。
第一次认识师涛是通过诗歌，他曾托余杰带给我他的诗集。后来，和他通过几次电话，大都是关于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事，为杜导斌、为六四难属、为六四正名……他曾在电话中对我说：“以后再有此类签名声援，你不必每次都征求我的同意，你就代我直接把名签上就是了。”
他的豪爽，令我吃惊；他的信任，让我感动。
在官方刻意营造的歌舞升平和玫瑰色小康之下，师涛深知这仅仅是一种被恐怖逼出的故作狂欢，独裁者们的权力恐惧仍然笼罩着中国，逼迫着人们向自己的良心说谎，将太多的人置于耻辱生活的深渊。
正如师涛曾说：活在独裁体制下，本身就是一种耻辱。但“仅有耻辱是不够的”，必须“化耻辱为力量”，才有“做人的资格”。所以，师涛选择了洗刷耻辱的生活：“拒绝沉默”和“跟随勇敢的心”。为此，他写下了献给林昭、丁子霖、蒋彦永等民间英雄的文字。
在此意义上，师涛没有秘密，而只有公开的良知！
构陷良知的警察政权，才是独裁得以苟延残喘的最大秘密！
2004年12月6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