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反革命万宝成

2004-12-09 14:56 作者: 廖亦武 (笔名: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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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缘起:在四川北部的一座监狱里,集中关押过20多名六四良心犯,其罪名都是“反革命宣传煽动”,而刑期却两年至十二年不等。

  35岁的万宝成出身红色家庭,在群体中不算突出。他是被特定的时代环境制造出来的“敌人”。

  1993年大年初三,大伙闲得无聊,就在一场大雪里袖手交流案情。我是有心人,专挑万宝成问,虽然此前我已对他“了如指掌”。

  据传闻,“反革命”这个罪名要取消了,这意味着“平反”的历史已不复存在──欠账不还,赖账到底──这就是与经济接轨的中国特色的后极权主义。
 

  老威:在这座监狱的六四反革命中,您的职位算最高吧?

  万宝成:不错,坐牢之前,我是某市农业银行的副行长。

  老威:是吗?真有点奇怪。您对政治兴趣很浓?

  万宝成:谈不上。我在行业里出类拔萃,对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很熟悉,每次下发的文件我都要细细揣摸,《人民日报》社论与行业报刊更是每天必读,这叫不叫对政治感兴趣?

  老威:你说呢?

  万宝成:这叫工作习惯,也叫当官的基本功。跟着方针政策走,避免出格犯错误。至于政治嘛,不关老百姓的事,尽管运动一起,大家的热情高涨。弄出了问题,就糟糟懂懂被关了进来。在这儿的六四反革命中没有精英,没有体改委,更没有赵紫阳的智囊团,犯案前,大家不过是普通人;教师、大学生、工人、打工仔、副乡长、税务员、记者、社会青年,还有作家,还有一个技术高中的学生,人狱时未满18岁。李鹏发明了一个概括性的名词,叫“社会闲杂”,我看差不多,“人民”是抽象的,“社会闲杂”才是具体的。按理说,听党的话就该叫人民,不听党的话才堕落成社会闲杂,可在学潮中,党有两个声音,把人听迷糊了。如果不发生六四,大家不过终日碌碌无为,上班下班,买菜做饭,生儿育女,恐怕一辈子也捞不上当政治犯的机会。

  老威:您是不是觉得挺冤的?

  万宝成:既然爱国爱成了政治犯,就没谁感到冤。不过,有点恍若隔世。说实话,啥叫颠覆国家?啥叫西方民主?过去我想都不会想这些,连在报纸上读到类似字眼,也会下意识地跳开;至于民主墙、魏京生,更像火星那么遥远。可一坐牢,生活中远与近的位置一下就颠倒了,现在,银行离我比火星还遥远。

  老威:您是咋个犯案的?

  万宝成:您没看过我的《判决书》?

  老威:所有的《判决书》都大同小异。特别是反革命的《判决书》,更像文革大字报,“反动”啦,“气焰嚣张”啦,“阴谋推翻”啦,甚至还有“狂吠”之类的兽化字眼。涉及到犯罪情节,三言两语就完了。您好像是弄了一张传单?

  万宝成:《六四目击记》。

  老威:您“目击”过六四?当时您在北京?

  万宝成:我到北京出差,有一笔贷款到期了。对方拖延,我就亲自去催还。本来可以派信贷员去,但考虑到当时正闹学潮,市面混乱,还是由领导出马慎重些。

  老威:四川的贷款放这么远?

  万宝成:他们在四川的公司撤了,收缩回北京。总之,我是5月底乘飞机去的,这可太不识时务,因为北京市面人心惶惶,那家公司里也只有值班的人,据说领导都到天安门爱国去了。我公务在身,无心凑热闹,就在翠微路附近找了家宾馆住下来。我的房间在二楼,窗户正对着十字路,每天都有市民和学生在窗外来来往往,黄昏时,就东一堆西一堆地聚会,互通消息。解放军快进城了,有人说三十万,有人说二十万,夜深人静,总能听见万寿路方向一阵又一阵机器轰鸣的声音。四川的位置还是太偏了,到了我们市,就更偏,闹学潮,顶多是游行,反官倒反腐败的标语口号满天飞。与市委派的人对了半天话,大伙也就散了。可一进北京,气氛就紧张多了,大兵压境。人们还成群结队朝天安门去,这就是真革命,其它地方,走过场而已。小道消息越听越离谱,甚至有出动空降部队的传闻。我这种死脑筋,肯定不相信。我爸爸是老八路,对党忠心耿耿,我多少受了他的遗传,既然周围的人都疯了,我就闹中取静,自己关在房间里读业务书。就这样熬到六月三号晚上,街上的市民越聚越多,整个宾馆全空了,连服务员也上街。有人站在台阶上发表演说,要拦截军车,不准解放军进城去镇压学生。群情激昂,除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场面我还没碰见过。也许您不相信,这时我依然置身局外,早早就上床了。

  夜里,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戒严令已播了好多遍,可人们不管这一套,把街口都扎断了。我把窗户关上,刚一熄灯,就见玻璃上映出了火。此时我没忘记自己是领导,不是来看热闹的,就服了一颗安眠药。

  不晓得是不是做梦,总之我是听见了枪声。我这辈子简直想不到解放军会开枪射杀平民,装甲车会向着人群撞过来。文化革命的两大派武斗,也是群众之间打来打去,乌合之众,毛主席一声令下,大家都缴枪。出动正规军就不同了,他们的对手应该是美帝苏修蒋家王朝,不应该是爱国的老百姓。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服务员敲门打扫房间,一进屋,就惊叫起来。她说先生,亏您还睡得着!我起身问怎么啦。她指着窗户说,玻璃全碎了。原来有颗流弹射进来,把床对面的墙也钻了个大洞!

  我庆幸自己命大,如果我昨晚趴在窗台看热闹,很可能就血肉模糊地躺在这儿了。据说有人在十几层楼上向下探了个头,就换了一弹,当场呜乎。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还能当局外人么?

  老威:热血冲上来了。

  万宝成:胸闷得慌,可血还没上脑门。直到我又向窗外瞄了一眼,就这一眼,政治犯当定了。

  老威:您忘了您是行长?

  万宝成:狗屁。路口全是扣着钢盔的野战部队,隔几分钟,就有一辆装甲车冲过街口。我刚好瞄见,一个解放军在喝令一个小伙子站住。小伙子一慌,拔腿就跑。解放军单臂顺过冲锋枪,哒哒哒地一梭子,小伙子一个前扑,就爬在地上不动了。这一幕,我想我的八路父亲也没见过。

  我呆在那儿,还是服务员把我拉回床沿。她叮咛千万别胡乱瞅窗外。当兵的杀红了眼,非常时期被流弹打了活该。

  是的,子弹可不认您是不是党员,是不是副行长。我坐在桌边,拔出笔,摊开纸,就这样写了。我以前都是写总结、汇报和计划,就这一次,我把我亲眼见到的难忘的一幕写了下来。我写得文采飞扬,自己都感动得流泪了。我天真地想,政治与我无关,但共产党员应该诚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长期做经济工作,我晓得哈叫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我写了一千多字,工工正正地誊写在一张纸上,取名《六四目击记》。我偷偷找地方复印了一百张,在回程的火车上,沿途散发。虽然当时全国像兵营一样,随时可能被盘查,但我是经济领域的干部,不容易引起怀疑。回到家,我休息了好几天才去上班。生活照旧,表面啥也看不出来,可我心里有鬼。

  过了一个多月,没啥动静。我想大约是群众对六四屠杀都有看法,敢怒不敢言,所以没人捡了传单去告密。唉,国家的事,哪个说得清是非?我自己不顾死活地弄了《六四目击记》,可在学习北京平暴的中央文件时,作为领导,我还得带头表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由于银行没职工参加游行,我们还受到上级表扬,颁发了奖金。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成了真理,所以,中央文件定性六四为反革命暴乱,大家通过学习,也就统一了认识。

  后来我差点把干过的事忘记了,但警察不会忘记。终于有一天,大约是8月份,行长约我谈工作。我进了他的办公室,里面除了他,还有两个陌生人。行长说,万宝成,把你干过的事老老实实向政府交待吧。我打了个寒战,本能地装糊途;我干了啥事,行长您还不清楚?不料行长一闻此言,急得面红耳赤,说话也结巴了:我,我,我,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后来我才晓得,国安警察早已顺藤摸瓜到我市,把我列为重点嫌疑人施行暗中监控。谁都不相信我会粘政治,批捕前,市委开会讨论时,第一书记还毫不客气地挡驾:“不可能!万宝成同志出身于革命家庭,他父亲是老八路,跟我同一年的兵;而他本人18岁就入党,忠心耿耿,把经济工作干得红红火火。他是在我鼻子尖下长大的,他绝不会干反革命勾当!”其它领导也纷纷发言,替我担保,有人甚至说:“这娃娃正是上升时期,你们莫又弄一柱冤、假、错案,毁了人家前途!”国安局的人被大家批得沉不住气,就把所有的证据都摊在会议桌上,包括笔迹的对比签定,住京宾馆服务员的证词,铁路沿线拾得的传单,等等。事实胜于雄辨,大家都哑了。在十分难堪的气氛中,政法书记签字批准了拘捕。

  事已至此,我只能全部供认。幸好我没同案犯,案情也相当简单。但是我觉得自己无罪可认,因为我目击过的事实千真万确。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上至书记,下至行长,还有公安局的各级领导都纷纷出马,苦口婆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其共同目的,就是要我认罪,要我承认造谣,或者听信坏人挑唆,编造了这个诽谤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无耻谎言。这咋行?”我对审讯员说:“我写的都是我亲眼所见,我以一个共产党干部的人格来担保!”审讯员说:“你已被开除了党籍。”我说: “还没接到通知。”审讯员说:“落到这一步,还死脑筋!你认个罪,争取个态度吧。”我说:“共产党员的态度就是诚实。”审讯员说:“一派胡言。”我说: “当时你又不在北京,你才是胡言,你根本没资格审这个案。”审讯员气坏了,说:“万宝成,你以为你还是银行行长,有权有势?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是强大的!”我说:“我又不是贪官,你何必吹胡子瞪眼?”他说:“你是经济案就好了,有人会保你,将来还有翻身之日;你沾了政治,就彻底完蛋,懂不懂?你不认罪,你的老关系都不好为你活动。”我说:“瞧你那副小人得势的样子!你社会经验倒丰富,就是文化太低,不懂这政治上的罪,是不好轻易认的。我承认我造谣,就等于自己朝自己头上扣尿盆子。”

  谁也说不倒我,最后,政府方面搬出我爸爸。这招太毒太损了,它彻底摧毁了我对现在这个党的多年的信任。我的案发后,爸爸气得浑身哆嗦,叫了一声“短命娃儿!”就栽倒了。中了风,经抢救,半个身子瘫痪,可脑子还清醒。公安局把他的轮椅推进审讯室外的放风院。我一见,就忍不住扑上去,抱住爸爸放声大哭。我家有两个姐姐,我是独子,又是行业尖子。他的骄傲,他晚年最后的希望和荣誉全在我身上。万宝成这个名字,也是57年宝成铁路通车时,他特意给刚诞生的我取的。表面意思是纪念宝成线通车,内里的意思却是愿我如铁路一生顺畅。

  警察一见我哭,以为他们的策略奏效了,就乘机劝说:认了罪,啥事也没有。轻轻松松地陪一陪老人家,他的身体就逐渐恢复了。万行长为本市的经济发展与建设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将功补过,定能得到政府和人民的谅解,从轻,甚至可能免除刑事处罚。在哪里摔跟头就从哪里爬起来,市委书记都说了,您是一时受蒙蔽,全国受蒙蔽的领导干部远不止您一个。我们欢迎您回到人民怀抱,还干您的老本行,于党于国于家,都能兼顾。

  我爸爸边听边点头,还吃力地抬起手点着我说:“照组织说的办。”

  我激动得大声说:“爸爸,您清楚您儿子是咋样的人!我从您身上学到的最优秀的品质,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弄虚作假。共产党咋个能逼迫它的党员承认莫须有的罪呢?诚实犯法么?”

  爸爸说:“党叫干啥就干啥,没二话可讲。”

  我说:“那张传单写的是我亲眼所见。”

  爸爸说:“该看的看,不该看的就不看。” 我反问:“我看了我不该看的?”

  爸爸说:“看了,看了又咋的?反革命暴徒,都该死。我们好不容易,打下的红色江山,难道能这么丢掉?难道能让国民党、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你好好想想,屁股,是不是坐歪了?坐到敌人那边去了?放松了世界观改造,放松了政治学习,危险啊!你好好想想,想清楚了,老老实实,接受处理,不管是啥结果,回家来,还是,还是我的儿子。”

  见爸爸满头大汗,我不忍心再争辩下去。那拨警察如释重负,竟要当我爸爸的面录口供。我提醒说:“这不合法律程序。”

  老威:您没熬到底吧?

  万宝成:我只能承认我的行为使党和国家的威望蒙受了损失。至于“捏造事实,传播谣言”之说,纯粹是对我人格的诽谤。萧斌犯“造谣罪”,判了十年,也许是因为他夸大了天安门伤亡的人数,我又没说“血流成河”。不行。这个官司绝对没完,将来六四平反,我还要反告他们,古代有“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的成语,而现在呢,你连看州官放火也不行,更莫说点灯了。

  老威:您被判了几年?

  万宝成:四年,《判决书》上还注明我有认罪的态度,从轻。真是胡扯,清清白白的一段历史就被弄脏了。唉,坐牢前,我还以为反革命就像小说里写的,一小撮,尽干坏事,梦想资本主义复辟。不料进来溜一圈,真相大白,所谓“政治犯”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多数人对政治的认识还停留在《红岩》阶段,写诗、写文章,不自觉悲壮起来。举一个例子,这儿曾集中关过20多个六四反革命,刑期2年到12年不等,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90年初的一天早晨,天贤蝗蛔瓜乱恢桓胱印J俏易钕确⑾值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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