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城市与农村，有40%左右的人群，也就是说，每年有20亿人次的患者因为经济困难，无钱不去看病或者无钱医治提前出院，结局无非是，小病拖成大病，重病只好等死。而承受这一代价的，无非是广大农村的贫困农民、城市的失业下岗工人、退休老工人、低保户等，即便是在已经去看病的30亿人次中，又有多少被拖得倾家荡产的呢。有的病，根本就是一般人得不起，得了也看不起的，比如心脏支架手术，一个支架的费用就得一万多，加上手术费，俩支架将近十万，再看收入，城市一般工人的年收入不过一万多点，哪怕广州这样的“发达地区”也不过如此，全国60%的人群，年收入不超过2000元，哪怕是看一个重感冒，打个抗生素点滴，已经耗去低收入者半月的生活费。所以穷人得病的窘境是颇为辛酸的。即便是参加了医疗保险的工人，也是承受不起门诊（不报销）和住院（按照比例）的压力的。所以说“得什么别得病”。
但偏偏穷人又生存环境不如人意，还“必须”得病。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把这个现象归咎于“医疗费上涨太快，超过了收入水平提高”。但有人不这么认为，更不以为然。前两天，在惯常的铺天盖地的歌星、影星、球星的家长里短里，有一则新闻为此事做了个注解，说是在新闻媒体闹腾了好久的歌星那英要生产了，这孩子可金贵，住院定金2万美金，住院费是每日1000美金，算是开了眼啦。记得前不久报道一个农妇生小孩，用生锈的菜刀自行砍断脐带的新闻，看看那小姐的豪华，同是中国人，同是母亲，情何以堪。当然有人说，人家烧自己的钱，管的着么，当然，管是管不着。但一想起“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口号，总是觉得别扭，毕竟是号称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那不看病的20亿人次，能够在生病后住上20元一日的普通病房，则那大腕住2万美金一日的病房倒也无妨，可偏偏这差距就是这么大，太扎眼。
记得毛泽东在近40年前说过“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脱离群众。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难深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1965年6月26日对卫生工作的指示》）
当时，搞了些“左”的行动，确实进行了一番改变，大批医疗专业人员下放至农村，与此同时，依循政策导向所培训的赤脚医生也积极贯彻以“预防为主”的方针，除了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更降低了传染病的流行。“例如‘1949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有病床8万张，其中市级床位数占5.99万张（占74.9％），县级占2.01万张（占25.1％）；到了197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有病床 159.82万张，其中市级床位数占63.74万张（占39.9％），县级占96.08万张（占60.1％）。’（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1997）”，城乡比例倒了个个。由此，一部分当年被“赶”下乡的医生觉得委屈不已，成为以后哭诉的题材。
今天，我们似乎又见到了 “城市老爷”、“城市太太”们的身影，比如“挂个专家号需要1000元，成为VIP会员的年费是98000元。昨天，由北医三院和科瑞集团共同投资 8000余万元建设的北医三院上地门诊部‘豪华’亮相。…除了豪华、舒适的装修，门诊部还请来了众多大牌专家。据投资方介绍，在此应诊的大夫都是来自北医三院各科室的国家级专家，全部都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包括骨科权威党耕町、心内科专家毛节明、运动医学专家田得祥等。这些专家一般在本院也很少出专家门诊，但在这里可以接受预约并为客人提供健康指导。”，这批“一般在本院也很少出专家门诊”的专家，欣然登堂入室，服务的对象，显然不包括那20亿人次。
还有更豪华的“北京国际医疗中心设立了国内嘉宾部；国际SOS中心推出了专门面向国人的健康在握(C-care)计划，每人每年3150 元人民币或每个家庭每年7800元人民币可以享受“常规门诊服务和药品、紧急救护服务以及随时使用24小时热线等服务；和睦家医院提供的一项高级管理人员保健服务，收费约为2000元人民币。…受聘于“洋医院”的普通中国医生，月薪可达2万元以上，洋大夫、洋护士的薪水还要高得多。”。
多么和谐的医患关系。患者是“老爷”、医生也是“老爷”，可是那不是老爷的20亿人次呢？我们再听一遍对有些人来说是有些刺耳的话语“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