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京九龙山有个化工厂,是一位归国华侨创办而于1949年后为发展“祖国”化工产业,无偿献给党的,党不懂化工,乃让这位化学家当厂长。1952年三反运动铺天盖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后两反都落不到实处,头一反却落在一切基层领导及与财务稍有关系的人身上。
共产党搞的群众运动,一个雷天下响。党系统在各单位都下达具体数字,揪出贪污分子多少,按期上报,名为“打老虎”。厂长财务科长,管伙食的司务长之类不“坦白交待”,群众想各种办法如北京五中,就把年老的司务长放在跑步晨练的学生前面,推着他跑,喘不过气,跌倒在地,扯起来再推再跑。九龙山化工二厂,华侨厂长一身清白,无懈可击,他既然把全厂都献出,岂能贪污。1949年后找不出漏洞,就追究1949年以前的“旧社会”,这位厂长既已献厂给“国家”,以前的单据都已处理掉,实在说不清楚,而且是自己的财产,根本没有自己贪污自己的道理,但“群众”死追不放,连夜批斗,喊口号∶“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贪污分子xxx”,“抗拒到底死路一条!”之类,最后精神崩溃,肉体也支撑不住,自杀。1966年文革中,老厂留下来的老工人,还在怀念他(对工人如何客气,尊重及工资福利之类)。党中央及北京,党委统战部根本不知有这类因爱“国”而作牺牲的广大侨胞曾活在大陆。
2、我的一位同学,北京五中学生姓李,他的亲哥哥,西德专家,为报效“祖国”不听白人妻子劝告,坚决回归大陆而离婚,带着黄头发的小女孩于1962年“祖国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归国,问其观感,只向弟弟说∶“就看不惯那些中共特务,甚么也不懂,甚么也不干,专门看着你,没完没了的监视”。文革中除了“两弹一星”专家(氢弹,导弹及卫星)两钱一邓(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作为特例被“保护”外”连清华大学的钱伟长教授都一律批斗,大多受不了人格污侮及体罚虐待而自杀,那位西德专家当然也在其中。文革中军队里对归国专家更严厉,自杀的更多。到改革开放的1989年初,在北京东单街头遇到一位上访的老乞丐拿着个破铝杯讨水喝,一问才知是归国华侨,老专家在历次运动中被批斗,一层一层下放到农村,十多年“上访”已落得身无分文,饿得支撑不住,席地躺卧,市民给端来热水及烙饼,我告诉他去找欧美同学会,或许有人管。第二天清晨发现此老已冻死在东单街头。这也不是例外,中共对浪费大量宝贵人才并不痛惜,总不断有人回来。
二、响往抗日或革命的学生
1、陈忠实名著<<白鹿原>>中反映一群群响往革命,好不容易找到共产党游击队,都被怀疑为日本或国民党派来的“敌特”,一律投入干井,上压石板,活活饿死,闷死。其中包括其母梦白鹿投胎而生的女孩,也只能在投井前,上书痛骂共产党不分清红皂白而已。这不是捕风捉影,艺术想像,这是当时陕北大量事实的概括。
2、在文革初期,中共第三号人物陶铸夫人曾志写的回忆录中写到同一时期的延安“整风”,若看<<毛泽东选集>>中的整风文献∶<<反对党八股>>何等风趣,何等文雅,但曾志回忆录中,因相信“国民党不抗日”而跋山涉水,突破封锁线到达延安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大,中学生都遭到同一命运,曾志回忆当时延安窑洞掩盖不住彻夜凄厉的惨叫,在酷刑“逼供信”中,一位女革命者对“死不交待”的革命同志,竟恨得咬住肩头,活生生撕下一块肉来。
大陆作家海默,原北京育英中学高中生,1943年响往抗日,因相信国民党不抗日,与三,五同学瞒家出走,以给日本卫兵假作拍照突破封锁,到达游击区。写过不少小说,经历次运动,审查而未肯自杀。终于没能躲过文革一劫,撇下妻子儿女。
我的军政大学同学陶威,毕业后,一直留在军队中,成为专家。1968其姐在北京被通知到外地驻军去见“尸体”,说是叛党自杀,但见浑身是伤,不能哭,也不能细察细问,匆匆回京。最起码在文革中遭到惨酷批斗,严厉审查。
三、学术权威
文革中流传毛泽东及张春桥的一句话“知识越多越反动”就怕知识多的人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老底,是资本主义不发达初期的产物,因而片面,短视,狭隘而偏执。
1904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巴甫洛夫,虽然受到列宁特殊优待,仍然不买马克思主义的账,指出“共产党正把俄国引向死路。”
文革中,毛泽东送给高等学府的名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成为鼓动大学生批斗大学教授的思想源泉,至今为李敖奉为经典。
有人认为1920年前后毛泽东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小职员的地位感到屈辱,整死那么多大学教授,是出于嫉恨与报复。
我看并不尽然,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古今学问都视为异端,比如只承认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不承认甚么“社会学”费孝通也因此倒霉30年。马尔萨斯学说被贴上封条为“反劝人口论”,中国大陆人口也因此4亿同胞增到13亿,约3倍强。
虽然中国没有“反动”的巴甫洛夫,大学教授,科学院士们都在“改造”但毛忍耐到文革,终于提出打倒一切反动(学术)权威,认为这是“四旧”的载体,封,资,修文化的传播者,跟共产党争夺群众,“征服人心”。
历史学名教授吴晗虽然同意毛关于明史的观点,并常陪邓小平在灯市口西府夹道高干俱乐部打桥牌,也难逃没完没了的批斗。在文革初期1966年6月我曾在北京中山公园亲眼看到吴晗,一身棕色中式衫裤,专门为批斗而穿的篮色胶鞋长站(免得脚痛)见人用袖遮脸,正在拉上台的途中,可见斯文扫地,人类自尊心的伤痛。同行的党员廖沫沙则另一种表现,挨打就大声喊痛,故意让人听见。
历史学家以党坐镇北大改造别人历史观的翦伯赞教授也不例外,莫名其妙被打成“特务”,无从辩白而自杀。
武汉中共早期党员李达教授,也列入反动权威,被红卫兵折磨至死。
至于名翻译家学贯中西,精通文学,美术,音乐,语言的傅雷(音乐家付聪之父)在1958打成右派,1968文革中因藏书太多,被抄家4天3夜,9月3日,夫妇站在家门口高凳上载高低帽被批斗,不堪凌辱,9月4日双双自缢。
举凡高等院校,从1958年反右后,搞“教育革命”起到文革,不仅教授,付教授,连讲师也在劫难逃,打死的少,自杀的多。只有助教,研究生一级算做“革命群众”可以借批斗老师,保存自己,勇敢造反,毛泽东并非不知情,毛说∶“知识份子就是爱面子,一戴高帽子批斗就不想活”。
四、诗人,作家,艺术家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共产党整死的文艺家大多是自己的党员,如作家赵树理,海默,田汉,罗广斌,杨朔,诗人闻捷等一大群红色作家,红极一时。
共产党人宣称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私利”不仅是虚伪。他们看不到,林彪所言共产党这架不断运转,倾轧的狡肉机,需要鲜血和生命作润滑剂,才能在自己不断制造的危机中苟延其生命。
“城头变幻大王旗”,所谓“与时俱进”不断变换的新旗帜,需要不断用党内外人头祭旗。
以小说而言,赵树理的<<李有财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小二黑结婚>>等都对巩固中共初期政权起过作用,杨朔<<三千里江山>>对粉饰金日成政权、中国工人“抗美援朝”唱过颂歌,都是响应当时中共号召的遵命文学,但到新口号∶总路线大跃进,公社三面红旗导致中共生存危机,毛以文革新运动挽回败局时,又成了祭旗的血供,于是又有人血馒头喂养更新的作家,诗人,如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及部队作家的<<苦菜花>>,<<欧阳海之歌>>等红极一时,连为中共一贯捧场的郭沫若,在大会上连连说自己以前的作品应该“全部烧掉!”
如果毛不死,文革继续深入,浩然等也可能像<<红岩>>作者罗广斌一样被血祭更新的革命。
至于党外文艺家,从美国奔向北京的老舍,不停歌颂“新”社会,被授以“人民艺术家”称号,15年后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和机关中造反派暴打四,五个小时,直到自杀,也难明白,糊涂而死。
正如沉默先生所说∶“台湾人士,欧美作家看共产党暴政如隔窗观察雷雨风暴”党外人士批判共产党只能看成僵死的政治体制,觉悟的党员从内部自以为看透共产党,又脱不掉共产党理论体系的思维,谁也逃不脱共产党唯“物”论的圈套,认为共产党体制只是“物”,可以改良,改造,用立宪约束它,媒体监督它,民主限制它。看不透它是吃人的活物。
直到<<九评共产党>>出现,笔者才初开茅塞,原来共产党这架狡肉机它是活的,最初几评指出它是有生命的,有能量的,(甚至是有场存在的)不是任人摆布的没生命的政治体制,如毛泽东所说它要不断的“吐故纳新”新陈代谢,如中共“国家”前付主席王震所说,“要用三千万颗人头来换”以不断补充能量,维持其衰危的生命。这种精神与物质相统一的犀利眼光,只有从上往下俯视共产党才可能具备。
党魁刘少奇临死还认为“个人受迫害是小事”,党的损失才是大事。
在共产党人眼中三千万人头,只是三千万“个人”,对于共产党集团主义者,死活都是小事。
其中包括党外文艺家周信芳,马连良,裘盛戎,严凤英,李哲,上官云珠,顾而已,李广田,周瘦鹃,难计其数。
作家王实味在行军转移途中,被枪毙,是常事。举凡以特嫌随军队转移(即逃亡)行军途中为甩掉“包袱”免得看不过来,逃走“投敌”,就地“处理”是“常规”。一位姓崔的保卫干事对我亲口讲他就干过。一个团的连级保卫干事就有权枪毙。一位华侨同学亲眼窥见一位美丽女孩在押解途中被脑后开花,血溅秀发,印象太深写在入学自传中,而永远对共产党想不通。
其实所谓“特嫌”不过是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或“国民党”王实味的特务证据不过是“乐奏玉堂春,歌舞金莲步”十个字犯忌,出现在党办的延安文艺刊物上,当是允许发表,也是共产党提倡的“繁荣文艺”。一个作家跑到延吃小米,住窑洞,只为写文章去当“特务”,它自己也说不通。
五、“历史”反革命
凡在1949年以前在“旧”社会工作过,尤其是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军政人员,与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将领。范围极广,如被日本请到南京唱过戏的国剧名演员马连良也在文革初期以“历史反革命”被斗而死。
六、地主,富农家庭成员
经土地改革,流血斗争,大地主都灭绝,中,小地主文革初期作为长期专政对像又被家族灭绝,多人回忆录中谈到湖南,广东文革“红八月”大杀戮中,河里流尸不绝,南方刀砍,剪割,北方棒打活埋,这是共产党长期阶级教育的结果,积累起17年的阶级仇恨在文革煽动下爆发。三四岁的小孩在活埋前喊着“奶奶,迷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