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中国来说，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在民主化方面是先行者。米奇尼克说，他和哈维尔等人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私生子”；而与他们年龄相近又有共同志向的中国人，则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逆子”，从时间上晚了二十年。波兰在六十年代中期已经有三十四人联名发表“公开信”，著名知识分子、作家、科学家一致抗议官方的审查制度；在中国，到了八十年代末才有类似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联署公开信，而公开抗议官方书报检查制度的呼声，则始于2004年初春焦国标的那篇颇具影响的《讨伐中宣部》。波兰等东欧国家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已全部实现了民主化转型，而中国民主化航船的桅杆，多少年来一直若隐若现，非花似雾，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所以，了解别人的过去和现在，可以帮助我们自己设计并走好今后的路。
“我们可以谈话，没有仇恨”
米奇尼克出身于波兰的一个老革命家庭，曾充任“团结工会”顾问，在瓦文萨执政期间，一度出任国会议员，旋即辞职；从1992年起，主编《选举日报》至今。他不仅批判极权制度，也批判自己的领导人、号称“民主斗士”的瓦文萨。他在权力、意识形态之外，面对公众发言，推进独立的社会运动，告诉公民应该如何做，而不是告诉当局如何做。在他身上，真正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普世精神。
米奇尼克早年也曾是共产主义的信奉者。他在青年时期彻底告别斯大林主义后，首先是向托洛茨基主义和其他的欧洲左派寻找灵感和思想资源。他最终选择了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意识到西欧左派和东欧知识分子的关怀有所不同：对前者来说，“最基本的概念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我则是极权主义和反极权主义”。如何反对现实中的极权主义，根据欧洲左派的思想传统，最容易想到的便是革命。但是米奇尼克很快便否定了通过革命实现民主的想法。他在《狱中书简》中写道：“相信通过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既不现实又很危险。”这种危险并不只是对个人而言，也是对社会而言。“那些运用暴力攻占当今巴士底狱的人，很容易建造一个更加悲惨的巴士底狱。”
“极权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暴力的运用。我父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相信革命暴力能够带来社会公正。这给他带来了八年牢狱之灾，那是在三十年代的一次莫斯科审判。他肯定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需要重蹈斯大林审判吗？我也向自己重复这个问题
